星座学说的科学依据(星座学)

“十二星座”其实自古就已经盛行，连大文豪苏轼都对其深信不疑

所谓“十二星座”，指的是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产生的路线“黄道”分成的十二个均等部分，每个部分大约对应着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与出生日期相联系，不同星座的人被认为带有对应星座的一定特质，如白羊座热情直率、金牛座踏实稳重等等。

虽然缺乏靠谱的科学依据，但星座学说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尽管不完全相信，但也会或多或少对其进行接触，并受到一些相关说法的影响。作为一种起源和兴盛于国外，后来传入我国的“洋玩意儿”，星座往往会被认为这是近年来才在我国流行起来的一种概念。其实，它自古就已经盛行，甚至大文豪苏东坡都曾经用星座学说解释自己的境遇。

人类从很久以前就有着观察星空的习惯，这种行为逐渐系统化，就成为了占星学。在我国古代，星象常被用来与“天人感应”的理念相联系，如天狼星就“主侵略之兆”，它的出现代表着国家将会遭受外敌侵略。苏轼在作品中曾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就是联系星象知识抒发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

在西方，由于航海事业的发达，人们很早便开始利用星象判别航行的方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发挥想象力将夜空中的许多星星连在一起，并用神话传说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将其命名，这便是星座的由来。一般认为，古巴比伦人经过长期观测后确定了“黄道”，又将黄道分成了十二等份，即“黄道十二宫”。

后来，这种划分方式传到了希腊，希腊人认为星座是由不同的动物组成，于是将黄道十二宫称为“zodiakos”，也就是动物园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希腊人根据各宫内部的主要星座为其赋予了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等名字，十二星座就此诞生。

后来，十二星座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从希腊传入印度，后来又跟随佛经来到了中国。北齐天保七年（556），天竺法师那连耶舍辗转来到中国，此后一待就是几十年。隋朝初年，他曾经译经八部，其中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被认为提供了十二星座最早的汉文译名。当时，那连耶舍翻译出的十二星座分别是特羊、特牛、双鸟、蟹、师子、天女、称量、蝎、射、磨竭、水器和天鱼。

2001年，日本奈良县公布了收藏在当地寺院的北宋开宝五年（972）刻本《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其中经文首图便绘有十二星宫的图案。此外，许多唐、宋时期的文物都被发现绘有十二星座相关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许多人接受了这种文化，甚至有人还将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星次”、“二十八星宿”相对应，进行了本土化。

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在作品《三星行》中表示：“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而根据当时斗宿对应魔羯座的占星理论，出生时月在斗宿的韩愈应当正是魔羯座。发现这一点后，北宋文豪苏轼感叹道：“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在苏轼看来，自己和韩愈正是因为都是魔羯座，所以时常遭受诽谤和攻击。当初韩愈因为直言进谏屡遭贬谪，而苏轼同样是一生不断被贬，以至于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样的名句。在悲伤与苦闷当中，乐观积极的苏轼开玩笑般的将多舛的命运归咎于星座，还拉上了自己倾慕的韩愈，实在很有他的风格。

宋末元初，道教灵宝东华派宗师林灵真编有《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其中写道：“寅为人马宫、亥为双鱼属木。子为宝瓶、丑为摩羯属土。卯为天蝎、戌为白羊属火。辰为天秤、酉为金牛属金。巳为双女、申为阴阳属水。午为狮子日，未为巨蟹属月。”从书中的描述可见，当时十二星座的译名有了许多改变，其中双鱼、魔羯、天蝎、白羊等名称一直定型下来并沿用至今。

清朝末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了一本《诸天讲》，在其中一边提到了日心说、万有引力等学说，一边又通过考证指出“阴阳座”应为双子座，“双女座”应为座。自康有为之后，如今通行的十二星座译名终于得以确定，而从十二星座最初传入中国到正式被给予准确的译名，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