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风水宝地(成都风水台)

成都羊子山祭祀台/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祭祀台/巴蜀文明的见证者

牲畜摆满祭坛

君王跪向北方

信徒低吟古老的启语

族人前歌后舞

轻轻转动手里的神引

缓缓登上高高的祭坛

背对苍生

穿过时空

遥望北方的星河

古老的昆仑呀

您隐藏在何方?

远去的先祖呀

您们魂在何方?

……

早年，偶尔听人说驷马桥外有一座女娲娘娘祭祀台，怀着好奇实地游玩而不得，回家后翻遍纸堆，除了地名始终没找到它的任何痕迹，这让我一直疑惑不已。

但每次路过驷马桥，我还是会有意无意看向羊子山方向，总想看到高高的祭坛，看看是否会有先民在那祭祀，女娲娘娘是否会降临。可眼前除了破败的工厂、村庄还有就是一片农田。先民不再，娘娘终未显灵，祭祀坛终究连一声叹息都未留下，就此堙灭在时光中，了无痕迹。

不死心的我，多年后，终于从少量的文献里找到羊子山古祭祀坛的只言片语。原来，在成都驷马桥北，昭觉寺西南与升仙湖之间的古羊子山祭祀台，是在1953年修宝成铁路时被发现。

清重新昭觉寺地形图

发现之前，这里是农民世代牧羊的地方，也是风水师眼里的风水宝地，全然不知这里是古蜀文明最重要的见证地之一。发现后，因当时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又逢国家大兴土木建设，当地农民就地取土烧砖，最终完全消失在这世间，留下无穷哀伤。

从有限的出土文物考古发现，羊子山祭祀坛修建时间大约在商朝中晚期，保守估计距今约3300年，大致与金沙遗址处于同一时期。废弃时间大致在战国时期秦灭蜀后(即公元前316年，古蜀国开明王朝十二世)。

秦灭巴蜀

成都羊子山祭祀台遗址是由上中下分不同用处与功能的三部分组成。

上一层，这部分主要由墓葬群组成(这里风水果然好，在祭祀坛废弃后，后世历朝成都达官贵人纷纷选择在此安息长眠，且层层堆积，代代不断)，最表层为明代墓葬，往下是宋、唐、晋、魏、汉和战国时期的墓穴，墓葬共有211座，其出土的文物数量与文物价值都十分惊人，是一座历经三千年的成都人文历史博物馆。

小羊子山一号墓挖掘现场

墓穴

羊子山遗址墓葬群

这些古墓虽多次被盗，但还是清理出大量极具考古价值的青铜器、铁器、漆器、玉器、陶俑、壁画等等

羊子山汉墓壁画.车马出行

其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特别多，有兵器、烹饪器、容器、调味器、量器、田器、服饰器、工具等等。这些出土的青铜器美轮美奂、精致多样，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蜀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生产、生活提供实物依据，同时也证明殷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炼铜技术已经达到极高水平，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技术水平相当甚至更高，这也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遗址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羊子山遗址出土的漆器、玉器也非常多，出土的战国漆器，充分说明四川地区与华夏其它地区一样，已经掌握高水平的漆器制作工艺。而玉器更是多样性，羊子山祭祀台仅172号墓中出土的玉器就有：玉环、玉璧、玉饰、玉镯、玉髓、玉瑷以及象牙等等，这批玉器对秦汉时期蜀地农耕情况及蜀地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战国青铜鸟形器

羊子山祭祀台出土圆漆盒

铁器

羊子山祭祀坛出土的战国时期三角铁架更是了不起的文物，它改写了四川的炼铁历史记录，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的最古老铁器，它推翻了四川冶铁是由程、卓二家在战国晚期由中原带入四川的历史。这也证明古蜀人至少在春秋时期就掌握了炼铁技术。

陶佣

羊子山祭祀坛出土的陶佣惟妙惟肖，喜怒哀乐尽情展现，是不可多得的陶瓷珍品。而这些墓地并非王侯墓地，仅一般达官贵族墓地，这些随葬品相比王候随葬品在品质上应该低很多，我们由此可反推出古蜀人制陶水平不会低于同时期中原制陶水平。

壁画

墓葬中的壁画，对研究战国、汉朝等时期成都迏官贵人、平民的出行、战争、生活、生产提供较高的历史佐证。

第二层，即中间层为羊子山祭祀台真正的核心本体。是祭祀台本来面目。

据《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土台为正方形，以西边直线为准的方向按北偏西55度修建，土台现存3级，高度不低于10米，其中心为31.6米见方的用土砖垒砌的郭墙。边长超过140米。是全国发现的同时期最大、最恢宏的祭祀台，也是整个四川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唯一一座地面建筑。按其规模和工程量(专家认为修建此台需动用2至3万人，约4至5年才能建成)，羊子山土台严格应叫“祭台”，其性质是国家宗教祭坛(如社稷坛、天坛、地坛、凤凰台、西安圜丘等)，是古蜀国先民与神灵沟通媒介(这与我小时候听到的是女娲娘娘祭祀坛有差别，但也并不冲突)，可能在秦灭蜀(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灭蜀)后遗弃。如果保持完好，在这里应该能找到3000年前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信仰、建筑等的重要信息。同时也可了解商周时期蜀地人民生活、文化及风俗的演化史。

三、底层台基

1956年，在羊子山遗址台基下发掘出5件打制石器。

这些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晚期的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巴蜀先民在1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比宝墩、三星堆、金沙还要早，证明了古蜀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

时间到了2020年，羊子山路整改，修建一面羊子山祭祀坛时光追忆墙，虽然修得很差，应该也保存不了多久，但能触摸的历史终究比藏在墙角纸堆里好，藏在书底的文物终究会被人们遗忘，感谢为此努力的人们。

羊子山祭祀台时光追忆墙的修建，再一次燃起我对祭祀坛的热望，思绪横跨千年、万年，在那湮灭的历史长河中，古蜀先民们究竟在祭祀什么?在祈祷什么?是古老的战歌，还是开天的誓言?

最后有几个疑问，一直找不到答案，就自问自答或就是天府昆哥对此的结论吧。

一、羊子山祭祀坛本体及周边有无楼、亭、碑、牌坊类建筑?天府昆哥认为，羊子山祭祀台作为国家祭祀坛，按推论不可能只是光秃秃的一座土台，应该有配套的建筑。供神职人员生活、观察、日常祭拜等。

二、北偏西55度指向与三星堆、金沙遗址、成都城址相同，都共同指向岷山，但此岷山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山?那里是否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或华夏族的祖庭?天府昆哥认为，完全有关。具体推论请关注天府昆哥，后期会写相关文章。

三、众多专家认为羊子山祭祀台真是开明王朝时期修建?理由是秦灭蜀后，祭祀台就被遗弃。天府昆哥认为，羊子山祭祀坛应该早于开明王朝(前666年~前316年)与杜宇王朝(前1100前后~前666年，前1057年杜宇王朝参与了武王伐纣)。按羊子山祭祀台测出的修建时间(超过3300年)，时间不符合。天府昆哥进一步推测，之前这里可能还存在一座较小的部落祭祀台，否则无法解释台基处出现五件1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打制石器。而三星堆遗族迁入成都金沙后对此风水宝地进行扩建，进而成为国家级宗教性质的祭祀坛。

四、三星堆遗族迁到成都金沙建都后与杜宇、开明王朝如何共存?羊子山祭祀坛在中间起什么作用?天府昆哥认为，杜宇王朝、开明王朝甚至之前的鱼凫王朝(距今4000年左右)、蚕丛王朝(距今5000年左右)等，它们与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的关系更应该像是君权与神权的关系，三星堆、金沙就是神权中心，这个中心不仅覆盖整个古蜀国，同时也是西南诸部落甚至东南亚的精神象征(如古羌人、氐族、彝族、吐蕃、僰人、巴人、賨人、百越等等)，(天府昆哥更大胆的推测，他们就是夏朝或主导夏朝的神权组织)。他们主导部落精神层面和对外关系，而羊子山祭祀台则是最重要的象征，是祭祀、会盟的场所，这里代表神权意志。

五、最后建议，在现址无法撒迁的情况下，重新移址修建羊子山祭祀坛，比如在古祭祀坛范围内，现在的双荆路附近就有大片空地，如果不抓住机会修建，城市化后将再无机会。这座城市发展太快，在时代的洪流中被破坏的古迹、文物太多，如蜀王府、摩诃池、成都古城墙等等，过去为了发展，解决生活问题，我们的精神内核没有重视，如今我们有一定条件了，终究还是应该给后人留下些古人的痕迹。能触摸的历史永远比藏在纸堆里好。比如这羊子山祭祀坛，像我这么热爱且执着追寻古文化之人，经过差不多30年时间，找了无数资料才找到这么一点信息，其它人可想而知。尊重先民们留下的重要痕迹，让历史不留空白，让时代不留遗憾，让后代更加自信从容。

(本文为原创，文中图片及遗址资料有部分引用网络资料，本文主要目的是为传播华夏文明，推动保护古遗迹、古文物及文化传承，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如有冒犯原作者的地方，请指出并删除)

成都的风水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底部，中国西南最大平原—川西平原（亦即成都平原）中心地带，由山、丘、坝组合出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

（一）山脉

成都的周边，四面环山。龙泉、龙门二山脉蜿蜒拱卫于东、西、南，秦岭、巴山横亘于北，古称“四塞之地”。“四塞”既是成都的安全屏障，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长期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下发展，成都的文化得以保持独特的地域面貌，成都文脉得以绵延传承和发扬光大；“四塞”又构成与外界联系的地理阻隔，无论是内地人走出去，还是外地人走进来，都要历经力蜀道险阻的考验。

“四塞”的环境，也激发着世代蜀人走出塞闭的渴望和破解塞闭的创造性思考，并前仆后继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为飞渡西部山壑，发明了溜筒、索桥，为北通秦陇，修建了千里栈道，为拓展商贸，更是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西南丝路，更是勇敢闯过三峡险阻联通吴楚。

破“四塞”之困，开“四通”之局，一部成都文明史因此而厚重生辉。

成都被誉为“仙源故乡”，市境内的青城、鹤鸣、雾中、天台、九峰、丹景诸山，皆堪称人间仙境。蜀王本记载：古蜀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皆得道山隐，羽化飞仙，他们统治下的民众也都神化不死。

此后蜀王杜宇也从天堕魂化杜鹃，开明王上天成了开明兽。至今，山里还广泛流传着许多古蜀时期的神仙故事。近年考古出土文物，有三星堆的鸟首人身铜像、人身鸟足像以及鹰头杜鹃等凤鸟像，金沙遗址的玉珠上有线刻的人体长着两个鸟翅的形像和太阳神鸟形象，这些羽化飞仙故事和出土物证，充分反映了古蜀人对飞奔日月之仙的向往。

破“四塞”之困以通八方，接“仙源”灵气以通天地，所以蜀人极富浪漫想像，极擅艺术夸张，极具开拓进取，这一切，赋予了成都文化极强的创造力。

（二）水脉

崛江，从都江堰流入成都境内。其上，河行万山，峡谷幽深，水流绝速。出灌口后，始流入盆地中，冲击出肥沃的成都平原。由于地势陡降，水流缓滞，生出繁多支系，呈扇形密布于平原。洪水常年改变着平原上的水网格局，古蜀都城也因洪水的威胁而不断在平原上辗转迁徙，史志文献记载，先新都，再广都，随着古蜀先民对洪水的有效征服和驾驭，直至蜀开明王时，方徙居成都。从此，成都之城再未迁徙，“成都”之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对崛江洪水的征服行动，始于大禹上游治水，“山民山导江，东别为沱”，一“导”一“别”的治水理念与方法，体现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崇

尚自然的科学、理性与智慧。他的治水理念和成就，启迪了后一世蜀王丛帝凿玉垒山，疏金堂峡，一“凿”一“疏”，进一步缓解了成都平原的洪灾威胁。秦时蜀守李冰，在集成前贤治水经验基础上，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穿成都二江。通过科学的分水、‘泄洪，化害为利，“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从此，自流灌溉水网密布的成都平原，方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土。

过境氓江，分为内、外江两大系，及沱江、锦江、沙沟、黑石、羊马、金马数脉，均呈东南流向，总合于彭山后流出平原。成都与外界水道交通，也循着该江流分合辗转而通江达海。

可以说，自然的崛江，在孕育、滋养了古蜀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催毁着文明成果，与江洪的斗争，对洪水的征服，使古蜀文明得以生长并走向辉煌。

而都江堰和锦江，这一世界典范性“化害为利”治水成就的取得，成就了“天府之国”、“成功之都”，赋予了成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三）地脉

成都平原平畴沃野，气候温和，物产繁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更得都江堰自流灌溉之利，不仅是全蜀最富庶的地方，也是国内开发历史较早，较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民食稻鱼，无凶年忧”，这里“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叹（任乃强《乡土史讲义》P27-28, 1929年任氏自印本）。“远近林盘如绿岛，万顷佳禾似海洋”，

正是美丽、富饶川西平原风光的真实写照。

有“天府”之富，兼有“四塞”之险，于是有诗人“九天开出一成都”的惊羡。正是这个“险而富”之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治家、战略家成就帝业与霸业、治国安邦和走出政治危机的重要凭资。“秦资其富，以兼七雄，汉阶其力，遂奄四海。”（明郭裴《四川总志．序》）“得蜀则得天下”，经过秦、汉开国历程实践，到三国蜀汉时已被总结提升为开创帝业、霸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历史上，成都曾七度成为割据所在地，“险而富”便

是割据势力赖以生存的一重要条件。“世乱先违，道服后治”，历代治国安邦者多敏感地察觉到成都的治乱，紧密牵动着天下局势。每当中央王朝式微或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成都的战略地位更为凸现，不仅是非常时期最为理想的临时避难所，而且其雄厚的财力、物力还是王朝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支撑。

“地险而富”的环境，赋予了成都文化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也赋予了成都文化极强的吸纳、沉淀和融合能力。历史上，天下大变局的出现，无论是打天下、治天下，还是挽救天下，都离不开成都，与此同时，也为成都文化大发展带来机遇，成都3000余年文化变迁史表明，只有放眼“天下”，成都文化才能从深厚走向宽广和辉煌。

痴迷风水的“大师”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