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的水平(鲍鹏山八字)

百家讲坛鲍鹏山老师教你36个处世智慧，读完受益匪浅

二十多年前，有个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了青海某所不起眼的高校。江南学子乍到西北，想必满眼都是荒凉、凋敝与陌生。

说是去教书，又似乎无书可教。那时候“后文学”正闹得轰轰烈烈，青海也有以诗人昌耀为核心的一小群诗人作家在闹腾文学。

他，一个钟情古典文学又写点新诗的青年学生，自然只有坐在会场角落里听听的份儿。一间斗室，一箱旧书，几件简陋的家具，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年已成为著作累累、蜚声海内外的实力派学者。他就是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析《水浒传》，人称“麻辣教授”的鲍鹏山。

他讲起梁山好汉、恶名女子来果然“麻辣”。但观众兴许不知，鲍鹏山的学术著作尤为“麻辣”。依我看，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在于他的著作，特别是这部集众作之精华的《风流去》。

这是一本引领大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绝佳科普读物。

每一行文字中都有一个不屈的灵魂，在自己的过去中纠结、挣扎、翻滚，最后由鲍老一点点剥丝抽茧，还原出一个最为真实的人物，亡魂欢呼着，归入天堂。

鲍鹏山老师以他的深情和寂寞，辨析文理，由远及近的展示了一场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繁华又寂寥的人文风景。

老子的哲学，是夹缝中生存的技术，是盘根错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

孔子抱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坚定；

孟子抱定“引而不发”为天下式的倔强；

墨子人格苦行侠，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庄子人格独来独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

……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和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是产生真正思想家的前提之一。

《风流去》的序言，在这篇看似与全书学术内容毫无干系的文字中，鲍鹏山讲述了已去世的父亲的故事。一个身为农民而心忧家国的乡村“读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父亲“读书人的气质”传递到了儿子身上，渗进了儿子的骨髓，令儿子永远铭记，不管自己混到了多高的位置上，你都必须清楚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

如果有可能，你得代表底层民众说话——因为这些人从来都缺少话语权——你必须“一直秉持良心写作和教书”。我理解，这个“良心”，是对中国民众的良心，对中华民族的良心。

这是研究我国思想史和历史人物时极为罕见的一种眼光。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荀子、韩非、商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分析。

关于儒家第三号代表人物荀子，多年来学界似乎不像对孔子、孟子那么热衷。荀子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深，但他却似乎始终隐身在暗影里。如我这样的读者，对他的了解是甚为粗浅而模糊的。

鲍鹏山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给荀子画出准确肖像的学者。荀子的“性恶论”尽人皆知，这种认识如果仅限于认知层面还不打紧，要紧的是荀子“固执地认定人性的自由发展只能产生恶”，是恶就得想法子抑制、铲除。荀子的这种认知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鲍先生指出，荀子的这种反人性思想，开了后世理学家的先河，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那里达到了顶峰。这是“性恶论”产生的第一大恶果。更为厉害的是荀子提出来的治理人性恶的办法。

荀子替君王想出了两套办法：用礼、法锄而去之。

他所谓的“礼”治，就是将社会人群划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多层等级，用严格规定的“礼”来约束各层民众，使其接受“不平之平”，人人规规矩矩，安“份”守己，以保证社会始终有秩序，稳定。

荀子的这种“礼”治思想，从一开始就杜绝、了人的平等意识。中国人的思想武库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

时至今日，“礼”这种说法虽然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但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却依然深埋在中国人的意识、潜意识中。它是今日中国人的一大心病。荀子思想之毒素的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荀子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两个弟子：在韩非那里，它发展成为严刑峻法以治民的法制思想和极端集权主义思想；在秦相李斯那里，则兑现为他亲手制定的《大秦律》。

仅以其中的劓刑为例，后人云秦国往往“劓鼻盈蔂”（《盐铁论·诏圣篇》）。满街都是无鼻之人，以至于“秦时不觉无鼻之丑”（《抱朴子》）。“秦割六国之君，劓杀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文选·广绝交论》注）。

秦国刑法之细密酷烈，实令人骇然。

荀子还有另一番发明。据书中揭露，荀子以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宦的口吻，教人们以为官之术，那就是对君王要媚、顺、忠，以求“持宠处位终身不厌”。这样的为官之道，能使官员们保官升爵，也特别适合君王的胃口。

原来，荀子才是千百年来那些苟合取容，以媚、顺固宠的官僚们的祖师爷！荀子的这种为官经验究竟影响了后世多少官员，是没法查证统计了。

但可以肯定，他的弟子李斯对乃师教导是心领神会、铭记于心的。李斯在察觉胡亥对自己有所冷漠、相位在动摇之时，及时献上的那份“谏督责书”，正是“苟合取容以媚、顺固宠”的典型文本。

如果将荀子的这一套为官之道推广开去，官吏们一个个、一代代都学成了泥鳅，那中国的政治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在荀子精明的头脑中，有君国、官员的利益，唯独没有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思想家、儒家大师！而一位当今青年学者，敢于而且有能力揭开这位儒学大师的真面目，这需要怎样的识见与学术勇气啊！话说至此，我们已经接触到了集权专制的话题。中国人苦于政治专制、文化专制久矣，那么，中国专制思想的源头在哪里？

在观察先秦及汉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时，鲍鹏山发现，在西周初期，中国人也曾有过“贵族制”，即君权必须接受贵族集团的约束和限制。

“这种约束机制确实可以有效地制止一些民贼滥用权力残民以逞，从而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崩溃。发生变化的只是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而社会则安然如故。这确实是一种制度长治久安的真秘诀”。

这也许正是周朝寿命特别长的原因。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争夺日益加剧，和各国自强的需要，政治集权专制理论应势而生——似乎，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国家只有被收拾得像军队一样高度集权，令行禁止，统一行动，统一思想，才能变得像攥拢的拳头一样坚强有力，而从没有人像西方人那样想到过才是真正长远的强国之路。

这种理论最先出现于正在崛起的秦国，随后在魏、楚、赵、韩诸国也次第出现，而后集中实施于秦帝国。这就是法家学说。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商鞅。关于商鞅，人们熟知的是他的变法强秦，他个人的故事还颇有些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遮蔽了商鞅的深层面目。

很少有史家从考察专制思想史的角度观察这位秦国风云人物的政治思想。这一课，被鲍先生补上了。他从研读《商君书》入手，层层剥析，彻底揭开了商鞅令人惊怖的狰狞面目。

读《商鞅：斯人自杀》才明白，此人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专制崇拜者和心狠手辣的实施者。他的“壹民”“胜民”理论，是中国最早出现、也是最残酷歹毒的法西斯统治术。

不错，商鞅的政治目标达到了，他使边鄙羸弱的秦国一跃成为凶猛残暴的虎狼之国，但秦国人民却从此落入深渊，成为一群活在枷锁利剑威慑之下的无期囚徒。如果不是鲍先生言之有据，证据凿凿，我实在不敢相信中国历史上竟有过如此狂悖残忍的统治理论。比起“天资刻薄”、类乎施虐狂的商鞅来，鲍先生对韩非是颇为欣赏的，尤其是对韩非关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赞叹有加。他不止一次地说儒家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十分幼稚，有粉饰人性、美化现实之嫌，而韩非目光犀利，一把撕去了儒家罩在人性面庞上的温情面纱，使其鄙相毕露。

既然韩非认为人性是绝对自私自利的，那就得采取相应的办法来控制民众，整治官吏，使其统统为君王所驱遣。他提出了一整套御臣之术和御民之术。在这种时候，哲学家韩非酷似一位站在帝王之侧的智囊人物，在以过人的精明为帝王出谋划策，指点路径。在这一点上，他与乃师荀子何其相似！

鲍先生还不无惋惜地指出，韩非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个洞悉权力的巨大危害性的思想家。既然权力是“天下之大患”，就该有防治的办法。韩非提出的办法是“法势并治”，即以法来约束权力。

史上最帅韩非子（秦时明月）

鲍先生欢呼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这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光这一点，就已远远超过当时的儒、道等家了。”鲍先生显然寄厚望于这位深刻过人的思想家，但是他却发现，韩非不仅没提出如何以法约束、限制君权的途径，相反，他居然更加坚决地鼓吹集权专制。

鲍先生于此长叹：“韩非在这里止步不前，甚至后退一步：把法置于权力之下。这就痛失一次接近真理的良机了。”事实上，读鲍先生解析商鞅、荀子、韩非、李斯、贾谊、董仲舒诸文即会发现，如何限制、约束权力，是他在寻找专制思想源头时更为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令他深深失望的是，法家诸人最终皆主张集权于君，使君主既无法，又无天，可以为所欲为。

道家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儒家虽也意识到“苛政猛于虎”，但他们推崇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至多搞一些道德宣传。这显示出儒家在政治体制构想方面，是实足无能、无知与不负责任，是孱头政治”。

董仲舒倒是想以天吓唬君王，但也不过是巫师的把戏而已，无济于事。倒是年轻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别具慧眼地看出了秦帝国亡就亡在权力制衡的丧失。他是结结实实指出权力制衡之重要性的第一人，可惜他不见用于汉文帝，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卓见。

掰着指头数说一遍后，面对集权专制肆虐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夜，鲍先生怆然仰天发问：“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不能产生分权思想呢！”我以为，他的这千钧一问，比他对此问题的匆忙解答更有价值，值得有勇气的学人循此深究。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鲍先生专节剖析了韩非对“私学”的看法。韩非说：“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他为君王献上的良策就是“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

韩非的这些看法显然影响了对他的学说极为欣赏的秦始皇，以及他的同学、秦相李斯（与他们的老师荀子也有关系）。李斯主张焚书的言论，连词语都与韩非之学相似。于是秦国便有焚书坑儒之“壮举”。

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与，肇乎此四人矣。此后数千年间，有多少君王对此心领神会，手法不断翻新，终使我泱泱中华历几千年，只是一种思想独统的天下！个中损伤，又有谁能计量得清呢？

从一个老编辑的眼光看，我真为此书抱憾的一点倒是，这本是一部精彩纷呈又趣味盎然的思想论著，理应让更多的读者进入，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启蒙效用。而鲍先生作为学者，本意是想写给学界看的，所以文中几乎省略了所有的历史情节与细节。

如此一来，便将众多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拒之于门外了。历史细节中的深长意味也被一并放弃。这岂不太可惜？学术写作，究竟该写给谁看，二者能否兼顾，似可斟酌。

文章素材来源：管卫中好一个《风流去》

鲍鹏山：不与经典结缘，很难成为高雅的人

作者简介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任央视《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教育卫视《新杏坛》等栏目的主讲嘉宾、明伦书院特聘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什么才是好的语文教材？以我一己之见来看，好的语文教材，首先应该体现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好的语文教材，还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培养人们纯正、良好的语感，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

现在，很多人对文字和文学的美丑、好坏的鉴别力降低了，所以到处流行酸溜溜的小资文字，打开微博是，打开微信也是。

我们的汉语其实非常典雅，非常高贵，非常美，可是不少人不知道什么是典雅、什么是高贵，也缺乏鉴赏汉语美的能力。因为当下的语文教材，对文字美感的训练可能还是需要加强的。另外，总量要适中，不能太多了。

其实，传统的“四书”正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大学》1700 多个字，《中庸》3500 多个字，《论语》16000 多个字，《孟子》34000 多个字，合计下来 50000 多个字。

我创办的浦江学堂，用的是业余时间，每周的双休日开半天课，暑假上两周，从小学二年级到小学四年级，三年时间，就可以让孩子们背完“四书”。我不做选读、选背，一个字都不少，要求他们全部背诵，并且必须是全本。

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能背诵全本“四书”，他的认知能力，他的心智发育，会达到一个什么水准。

可是，现在有不少人，包括老师、家长，动不动拿孩子的兴趣来拒绝改变。

我曾经去一所学校讲座，负责组织的一位老师说，鲍老师您讲经典挺好，可是孩子们不感兴趣。

我说，第一，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感兴趣？你真的尝试过吗？第二，孩子如果不感兴趣，老师是干什么的呢？

老师的一个义务，就是培养孩子的正当兴趣，而不是一味顺从孩子的兴趣。否则，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校门口的游戏机房。当老师的能这么想问题吗？

孩子不感兴趣，你就不教吗？假如孩子对数学不感兴趣呢，你教不教？

“因为他们喜欢，所以就好，所以就优秀”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

写《夏洛的网》的美国作家 E•B•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

蹲下，没有必要；孩子可能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孩子喜欢穿大人的鞋。

北大教授曹文轩先生说：“儿童确实具有儿童的天性，但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无需怀疑，应该有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但是这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

“西瓜大，芝麻小”，“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这样的课文能提升儿童的灵魂、点亮孩子们的精神之光吗？这些所谓顺应儿童天性的文字，也许无害，但书一旦合上，就像熄灭的火，一切归于黯然。

书是有等级的。书也是有血统的。不论有人喜欢也好，有人不喜欢也好，中国文化经典如“四书”、如《红楼梦》、如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书，是给人打精神底色的。

我的本意，不是说那些浅层次的东西不可以读，有了那个精神的底色，你随便读，什么都可以读一读。

但现在的问题是，本末倒置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误区。

我们亟需用能够打精神底色的、有高贵血统的书来指引孩子们。

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