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巩是谁的女婿(王巩的八字)

苏轼娶了前妻王弗的堂妹是个怎样的人？第二首绝命诗就写给了她？

林语堂在苏轼传记里提到，苏轼有个初恋情人，是他的堂妹，“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这位堂妹的名字难考，嫁给了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林语堂考据，熙宁六年（1073）苏轼曾到靖江堂妹家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有两首诗是写给她的，但都赠给了友人，“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他在书中有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位堂妹后来在苏轼晚年流放在外时去世，确实令他很伤心，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还抱重疾专门去堂妹夫妇俩墓前致祭。林语堂此言可列为一说。他担心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他将这点写出来，可能是多虑了，确如其所言，“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或因人而异”。相信真心喜欢苏轼的人，都会对人性的真实，抱持松弛豁然的态度。

居丧期满后，苏轼确实娶了一位堂妹——前妻王弗的堂妹。她在出嫁前没有名字，家中称“二十七娘”，闰之这个名字是苏轼取的，因她出生在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王闰之比苏轼小11岁，20岁嫁给他后，伴随他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经历在朝为官、八年外任、遭贬黄州、重返中枢等各时期，“身行万里半天下”。她就是一位朴实的山乡姑娘，不如堂姐能干，也不曾读过许多书，但秉性柔和体贴，支撑苏轼度过人生的惊涛骇浪。

闰之夫人很少过问苏轼在外的事务，整日忙于有条不紊操持家务。她与苏轼相处多年，早已摸透了丈夫的脾性。苏轼在山东密州做知州时，赶上蝗灾四起、旱灾肆虐，深为百姓饥馑之苦忧虑。一天他又在为此闷闷不乐，幼子苏过咿呀跑进书房，非拉爸爸陪他玩耍。苏轼此刻哪有这心思，儿子却不撒手，惹得他一时发怒断喝，又吓得小儿大哭。夫人连忙进来抱走孩子，柔声劝道，“小孩子不懂事，你怎么比他还任性？整天愁眉苦脸又有什么用？”接着给丈夫洗净杯盏，斟满小酒，一时让苏轼平静下来，自觉惭愧。这段插曲被他生动记录下来，写成一首题为 《小儿》的诗：“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晋代名士刘伶是个酒鬼，有点钱就拿去买酒，其妻把酒藏起来，甚至 “捐酒毁器”，弄得刘伶只好整天说谎骗酒喝。苏轼这里是对比称赞夫人的贤惠德行。

乌台诗案时，苏轼在狱中一度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告别的绝命诗第一首写给弟弟苏辙，第二首就写给其妻，其中有云：“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在描写了身为囚徒的难堪惨状后，继而为自己死后妻儿的困境担忧，“牛衣”即是贫民百姓的衣着， “愧老妻”三字明白讲出无限的牵挂。后人对闰之夫人曾烧掉苏轼诗文手稿多有微词。苏轼在给文彦博信中追述过此事，“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朝廷又要搜罗文字罪证，全家老小吓得半死，夫人怒道，就喜欢写这些著作，又带来什么好处呢！于是一把火烧了。等此案过去，苏轼“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这确是她不够精明聪慧，也不那么理解手稿中凝聚的心血，令人惋惜，但在当时危急险恶的情况下，丈夫生死未卜，为求避祸也无可厚非。

苏轼幸未杀身，在被贬黄州贫困交加的时期，闰之夫人对甘苦处之怡然。本是农家出身的她，农事经验丰富，和丈夫一同开垦耕种，养蚕纺织，是个得力的好帮手。苏轼在给章惇的信中还为她能医好病牛津津乐道，“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苏轼说过：“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闰之也知夫君好酒，虽酒量不大，浅饮辄醉，但醉后往往就有锦绣好词，所以常备薄酒。苏轼也正是知道妻子的习惯，所以才会在畅游赤壁、只欠斗酒时“归而谋诸妇”，这是两人间的默契，清妙绝伦的 《后赤壁赋》能传之后世，也有闰之夫人的一份功劳。

苏轼在黄州时写给好友王巩的一首诗中，给予妻子很高的评价：“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元亮”是诗人陶渊明的字，曾作 《责子诗》，苏轼这里是点缀之词，意在后句：东汉大鸿胪冯衍字“敬通”，“博览群书”一词就是形容他的才学人品而得，冯衍娶了个特别悍妒的妻子，终生牢骚满腹，甚至给小舅子写信要求将老婆休掉。苏轼也是夸妻子贤惠，比起冯衍我可是幸福多了。当时苏轼一家二十余口人共同生活其乐融融，朝云在黄州扶为侍妾，次年生下一子，他也是说妻子大度包容。

即使时入元祐，苏轼政治地位扶摇直上，闰之夫人也“从我南行, 菽水欣然。汤沐两郡, 喜不见颜”，一如既往不改常度，丝毫不见骄矜自喜的颜色。苏辙对嫂子这种宠辱不惊的品性很是佩服，在她去世后，为其写过两篇祭文《祭亡嫂王氏文》《再祭亡嫂王氏文》，也最能代表苏轼家族对王闰之的评价：“⋯⋯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 （轼官中书舍人），遂入北扉 （官翰林学士）。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赞美她的天性有如美玉，质朴无华，与生俱来。

元祐后期党争激烈，苏轼饱受无端攻击，回归故园的念头便成了他逃避世事纷争、渴望安宁的一个情意结。元祐七年（1092）他由颍州移知扬州，给学生晁补之诗中再提此事，“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意思是这等大事还须与夫人商量，与其同归。可惜次年八月一日，王闰之就在开封染病，先他而去，享年45岁。苏轼写有 《祭亡妻同安君文》，寄寓无限悲痛，“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苏轼肯定闰之的妇德，说她对待苏迈如同己出，“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闰之为家庭奉献一切，而自己对老妻“我实少恩”，生不能同归，“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闰之夫人可能难同苏轼精神上有很深的交流，但她的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她离去后，苏轼也常常思念她。绍圣二年(1095)谪居惠州，苏轼与曾断绝关系四十多年的姐夫程之才（字正辅）尽释前嫌，程之才后续的夫人那时刚去世，苏轼写诗安慰，“万里倘同归，两鳏当对耰。强歌非真达，何必师庄周？”并加了一段注语：“轼丧妇已三年矣！正辅近有亡嫂之戚，故云。”意思不必学庄周为摆脱丧妻之痛，鼓盆而歌，故作超脱，不用刻意掩饰，就让它自然宣泄吧。

闰之去世当年，另一位庇护苏轼的女性高太后也驾崩了，苏轼命途随之急转而下。闰之的幸运可能是，看不到夫君一贬再贬、远谪南荒的磨难了。她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寺院里，直到8年后苏轼去世，苏辙安排将兄嫂合葬于汝州郏县，实现了“惟有同穴”之愿。

苏轼在徐州的朋友圈——王巩

文/李六如

编者按：“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世俗就是这么现实，现实中朋友之间相处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却是极少的。有的朋友只存在于酒桌之上，酒醒了，朋友也就不是了；有的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有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有些所谓朋友恨不得为了利益插兄弟两刀。苏轼的的众多朋友的师徒之中有一位很特殊的存在，王巩。他们之间的故事告诉我们，交朋友首先得志同道合。

王巩是北宋著名的画家、诗人，生于约1048年，算下来比苏轼小了近一轮，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山东莘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著名的三槐王氏，祖父王旦是宋真宗时期的宰相，为相十二载，深得宋真宗的器重，去世后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为“文正”，这是古代文官所仰慕的最高谥号。王巩的父亲王素最终官居工部尚书。苏轼初识王巩，是在嘉祐三年（1058）回蜀为母守丧期间，向时任成都太守的王素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等问题提出治蜀之策时，认识了仅十岁的小朋友王巩（定国），王素非常看重这个后辈。曾将王巩托付苏轼，教导他做学问，后苏轼兄弟等人赴京应试时，王素也多有帮助。王素（工部尚书）去世后的墓志铭亦为苏轼所作。王巩家居开封，苏轼多次至京时大多住在王巩家，王巩将苏轼作为兄长和老师看待。

王巩的岳父张方平对苏家有知遇之恩。仁宗至正元年（1054年），张方平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蜀地最高行政长官，到达四川后，分析了形势，决定农志高不会进攻，并采取了安抚人民的措施。张方平对局势的明智处理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局势稳定后，张方平又做了一件事：他找了一位著名的蜀地学者给他做试验。有人告诉他，眉山的苏洵才华横溢，但却不为世人所知。苏洵也因为缺乏参考资料，所以他带着儿子去找张方平，打算试试运气。张方平对苏洵大加赞赏，说："左丘是语言的高手，司马迁是讲故事的高手，贾谊是皇家习俗的高手。他很快就向朝廷推荐了苏洵，但朝臣们对这个推荐没有反应。张方平把苏洵父子介绍给朝廷大员欧阳修，让他们直接到汴京拜访欧阳修，并给他们路费。仁宗元年（1056年）三月，苏氏父子三人进京见欧阳修。从此，这三位唐宋时期的同伴名扬四海，张方平当然也认出了这三匹千里马。张方平去世时，苏轼还为他戴了三个月的孝。

苏轼在徐州水患时“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保住了全城百姓，得到宋廷之奖谕。神宗皇帝嘉许“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嗣后，从元丰元年(1078)二月起，苏轼开始在徐州城东门建造黄楼，历时半年，八月落成。为庆祝徐州抗洪之功，苏轼邀友人于九月九日来此相聚欢饮，王巩也在被邀之列。有诗为证：“愿君不废重九约，念此衰冷勤呵嘘。”重阳日，苏轼在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王巩如期而至，被奉为主宾。两人一起游览了泗水，登上了魋山，吹笛饮酒，随后在月色中归去。苏轼曾对王巩说：“李太白已逝世，世间已经三百年没有这样的快乐了！

元丰元年(1078)九月九日，苏、王与众友人相聚黄楼。苏轼赋诗《九日黄楼作》：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朝来白露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薄寒中人老可畏，热酒浇肠气先压。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齾齾。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

如果把乌台诗案当作苏轼人生的分界线，那么，黄楼盛会就是他人生上半场的最后一次盛宴，高朋满座，政绩斐然，文名举世。

王巩在徐州逗留了十日，成就了著名的彭城之会。期间，苏轼难掩喜悦之情，“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九日次韵王巩》)主客“往返作诗，几百余篇”，故有“诗律输君一百筹”之句。从诗结尾处所表达的挽留王巩之语气，可见二人知己一别，终难尽欢。

元丰元年(1078)九月十七日，苏轼携王巩、张天骥、颜复登上徐州城东的云龙山，苏轼用诗歌记录了酒醉登山之情形：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登云龙山》)

十天相聚后，王巩即将离开。在留别王巩之际，苏轼作《次韵王巩留别》:

去国已八年，故人今有谁。当时交游内，未数蔡克儿③。岂无知我者，好爵半已縻。争为东阁吏，不顾北山移。公子表独立，与世颇异驰。不辞千里远，成此一段奇。蛾眉亦可怜，无奈思饼师。无人伴客寝，惟有支床龟。君归与何人，文字相娱嬉。持此调张子，一笑当脱颐。

依依惜别之情在调侃中淡淡弥漫，友情在谈笑中亦显纯粹。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反对新法被黜，当时交游之人，多为“蔡谟”，如今能称上好友的，已然不多，“知我者”的知己，更是少之又少。王巩不同流俗的个性“不辞千里远，成此一段奇”，让苏轼感动万分。

苏、王二人徐州之表现的人生志趣，心理状态与理想人格，都有着天然的契合，二人交流更多为精神和心灵上的相知。苏、王彭城之会暂时消解了苏轼仕宦生涯的孤独感，相聚的日子中二人享受知己同游的快乐。二人后来的交往，更多次提及徐州之会。如“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苏轼对彭城之会，念念不忘。又如“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予衰病，心形俱悴，感之作诗”“菊盏萸囊自古传，长房宁复是臞仙。应从汉武横汾日，数到刘公戏马年。对玉山人今老矣，见恒河性故依然。王郎九日诗千首，今赋黄楼第二篇”。彭城之会十五年后，二人再度相遇，并共度重阳，十五年间经历的人生变故，使二人深感“今老矣”的无奈，而念念不忘的“黄楼第二篇”，既是对往昔同游徐州美好时光的深情回忆，也是对这段刻骨铭心友谊的珍视与推扬。

《三槐堂铭》是苏轼在任湖州知州（1079年）时，应王巩所托，写的著名散文，后被《古文观止》所录。苏轼在与王巩交往中得知王氏家世之兴替后，深为王祜、王旦、王素的仁德功勋所敬服，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著名的《三槐堂铭》。它真实客观记录了王氏三槐堂号的来历，记录了王祜祖孙三代的勋业和仁德，并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三槐王氏一门的雄才直气与唐代的显族李栖筠子孙三人相比，不相上下，而忠恕仁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族以堂传，堂以铭显，三槐王氏遂名重天下。

元丰二年（1079），苏轼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某些条款持不同意见，李定等人从他的诗中摘引了一些讽刺新法的句子，指控他诽谤朝廷，苏轼因而被捕，关押在御史台狱中100多天。因御史台古称乌台，故称“乌台诗案”。为打击旧党势力，不遗余力得对大开杀戒。御史舒亶向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苏轼与王巩交往密切，狼狈为奸，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还经常泄漏国家机密，说皇帝您老人家的坏话。”王巩，当时担任秘书省正字，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去监督盐酒税务。在20多个“乌台诗案”被牵连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轼很内疚。《苏轼文集》载录苏轼给王巩的信件达48封之多，其中有句话把这事说的很透：“定国（王巩，字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王巩被开封府差役押往宾州之前，苏轼去看望他，还作了送别酬唱《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中一首这样说：

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人谁念此翁。

巧语屡曾遭薏苡，瘦词聊复托芎藭。

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君家玉臂贯铜青，下客何时见目成。

勤把铅黄记宫样，莫教弦管作蛮声。

熏衣渐叹衙香少，拥髻遥怜夜语清。

记取北归携过我，南江风浪雪山倾。

王巩在宾州期间，苏轼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感到很是内疚很难过。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一文里写道：“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

苏轼劝王巩不要灰心，并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远在岭南宾州的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苏轼还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王巩与苏轼的书信更多的是交流诗词书法绘画心得。苏轼说：“王定国把它在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给我，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他的语言和志向象一个真正的得道高僧。”一次，王巩寄书苏轼，苏轼看后直感叹道，“定国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穷困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王巩居宾州而不为贬谪萦心，却“更刻苦读诸经，颇立训传以示意”他写下《论语注》十卷，秦观还特地为之作序。

王巩曾感叹道，“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这里面的“耐久”二字用得是真到位，可以想象的出来，苏轼与王巩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绵长？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与好友王巩在京城久别重逢，酒席间王巩的侍妾柔奴为他们助兴表演歌舞时，柔奴不经意的寥寥几句，颇似唐代白居易诗中所说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让苏东坡泪光点点，万千感慨化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语言明快、笔调空灵、情理交融、蕴藉深邃，苏轼以明洁流畅的语言，简练而又传神地刻画了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美好品性，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历险若夷的柔奴，写出了柔奴在归来后的欢欣中透露出的度过艰难岁月的自豪感。又采取以梅喻人的隐喻艺术手法，赞美了柔奴不畏艰难的高尚品质。尤其是在词的最后，先以否定语气提问：“试问岭南应不好？”引申出答语“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一千古名句。歌颂了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和乐观旷达的心态，同时也寄寓着苏轼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抒发了他自己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

对于苏轼而言，朋友给予他的，是生命历程的陪伴，是人生知己的心有戚戚，更是他诗情词意的灵感触发源泉呀，而现在，我倒是不知道，该羡慕苏轼有这些的才华横溢、见识过人的朋友，还是羡慕他那些朋友，能够和苏轼共历大宋风云呢？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也会结识不同的朋友。童年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玩弹珠、捉迷藏的朋友；少年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摸鱼捉虾、踢球打球的朋友；青年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玩LOL、吃鸡游戏的朋友；中年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撸串、喝酒的朋友。然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加大，很多朋友慢慢断了联系，仔细想想，仿佛人生中大部分的朋友都只算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从苏轼的交友之道来看，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不会受距离、时间、境遇的影响而淡化，和这样的朋友交往起来，就是简简单单、真真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