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秉林是哪里人(顾秉谦八字)

对明末各种党派分析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东林党对晚明社会的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当然，更多的人依然将目光盯住了“阉党”的负面作用。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林党才是造成明末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军事失败、文化糜烂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明朝宰相和众多的高级官员，都与宦官有着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包括那些东林党人。“阉党”云云，是东林党人编造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概念；而鼓吹“阉党”的负面作用，则是东林党人伪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正确。

明朝中期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没有在翰林院学习工作经历的人不能当宰相，也不能担任礼部、吏部的主要官员。翰林院是宰相的储备库，明朝百分之九十的宰相拥有这一经历。《明史·选举志》：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统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有翰林者十九。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翰林院学习工作呢？答案是：从新科进士中产生的。《明史·选举志》：

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

皇帝钦点的状元、榜眼、探花是当然的人选，而且职务较高；剩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权属于宰相，由宰相亲自出题、阅卷，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新科翰林的主要任务是跟着宰相们，除了继续学业上的深造，就是学习治国理政。学制三年，优秀的留翰林院工作，其他的另行从优安排工作。翰林“毕业”后的职务，吏部无权过问，由宰相们直接安排。

由此可知，国家未来的宰相，乃至掌管国家人才选拔和意识形态的礼部主官、掌管官员任免的吏部主官，均为今日宰相的弟子门生。

知道这一常识非常重要！否则，完全不可能读懂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只能凭借自己有限的认识胡乱猜想。

这些翰林们不仅能与宰相们甚至皇帝密切接触，拥有成为东宫官员担任太子老师或皇子老师的机会。明朝十分重视宦官的教育，专门安排年轻的翰林们给宦官们上课，因此，他们也有与宦官建立亲密无间关系的机会。《明史·沈㴶传》：

沈㴶……㴶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年进士。㴶改庶吉士，授检讨……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㴶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

宦官们对这些翰林十分恭敬地“执弟子礼”，这样，他们便建立起了一辈子的师生情谊。沈㴶曾经当过大宦官魏忠贤的老师，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就此，沈㴶打成了“阉党”成员，当然，许多时候，沈㴶被列作浙党成员。但是，沈㴶主要还是因为坚决主张驱逐来华耶稣会士而知名史册。他在天启元年官至宰相，后被叶向高等人的围剿下黯然辞职而去，不久病逝。

其实，早年，东林党的创始人、党魁李三才被开除公职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结交宦官谋求升官，《东林始末》：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御史刘廷元参占厂盗皇木，结交内侍起官......名给事中吴亮嗣往勘，亮嗣报其实......三才寻削籍。

晚明那些著名的东林党人不少人有翰林经历，他们与宦官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且关系十分密切。例如钱谦益、瞿式耜，就与太监有着脏污狼藉的关系，《东林始末》：

（崇祯）十年，常熟章从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从儒阴谋，立枷死，钱谦益等寻得释。

钱谦益和许多东林党人一样，臭不可闻的丑恶之事不绝如缕。天启二年，钱谦益在主持浙江乡试时，收受贿赂录取了钱千秋。后来，温体仁在朝堂上揭露，并出示钱千秋的考卷予以证实，崇祯帝大怒开除了钱谦益公职。现在钱谦益和他的弟子瞿式耜又被举报，二人一块儿下狱。当年钱谦益与太监们打得火热，还为太监王安的祭祠写过吹捧的文章，王安的徒弟曹化淳出手相救，不仅救出了钱谦益，而且直接干掉了举报者。这个曹化淳，正是后来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太监之一。

又，《明史·温体仁传》：

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

又有人揭发钱谦益、瞿式耜利用权势作恶乡里，宰相温体仁决定处理他俩，他俩又找宦官曹化淳帮忙。这一次，东林党与阉党紧密合作，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搬倒了温体仁，并且将这位少有的清廉宰相钉在了“奸臣”耻辱柱上。

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的探花出身，瞿式耜全家都是天主教徒。瞿式耜是钱谦益的弟子，二人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小东林”复社的核心成员。二者不同之处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忙于升官发财而打开城门迎接清军进入南京城成为了“贰臣”，天主教徒瞿式耜因为醉心于掌握军队而死于清军之手变成了明朝的“忠臣”。

稍加思考我们便能明白：东林党、阉党都与宦官走得很近。

尽管宦官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但是，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与东林党走得很近，有的与所谓的阉党走得很近。

透过阉党、东林党、浙党等等表面现象，仅从钱谦益、瞿式耜这件事，我们就能发现，晚明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东林党、阉党成员，其真实身份是耶稣党成员，他们隐藏、寄生在晚明的各种党派之中，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严密的耶稣党。

举一个例子。《明史·周延儒传》：

（周延儒）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溥等忧之......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

在《明史》中，周延儒被列为“奸臣”。但是，《明史》作者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周延儒在科举考试中录取的人竟然都是张溥这样的“正人君子”。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张溥是大名鼎鼎的“小东林”复社的创始人，而复社是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徒大本营，周延儒恰好是叶向高、徐光启的门生，张溥恰好又是周延儒的门生。所以，周延儒被罢相后，张溥出面为他活动，迅速疏通了皇帝身边的宦官的关系，挂名“阉党”的冯铨积极配合行动，很快，崇祯帝就越来越想念周延儒，于是下旨召回周延儒，继续当第一宰相。

这个神秘的耶稣党的力量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他们轻松地调动了东林党、阉党的力量，让明朝功臣、军事家熊廷弼家破人亡，制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拉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

前面说过，耶稣会把掌握军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作为头号目标。在东北前线一败再败的时候，皇帝发现必须重用熊廷弼，“乃复诏起廷弼于家”，《明史·王化贞传》：

廷议将起（熊）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王）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化贞乃与（方）震孺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而以大军守广宁。......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

又《明史·方震孺传》:

辽阳既破，（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而自请犒师......帝壮其言，发帑金二十万（方）震孺犒师......帝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

又《明史·江秉谦传》：

（兵部尚书张）鹤鸣既抑廷弼，专庇巡抚王化贞，朝士多附会之......（江秉谦上书）末讥首辅叶向高两可含糊，势必两可掣肘，安能责成功。语极切至。后朝议方撤廷弼，而化贞已弃广宁遁。秉谦益愤，以职方郎耿如杞附和鹤鸣，力助化贞排廷弼，致封疆丧失，连疏攻之。

耶稣会士们知道皇帝准备将前线军权交给熊廷弼后，连忙提拔叶向高和徐光启的门生王化贞为巡抚。兵部尚书张鹤鸣出面做主，将驻守广宁前线十四万大军的指挥权划归王化贞，使得熊廷弼成为了光杆司令。叶向高等人也知道王化贞是个蠢货，又派出门生方震孺以“巡按辽东、监纪军事”的身份，给予王化贞智力和权力支持。

本来，叶向高等人打算通过方震孺从前线、张鹤鸣从兵部、朝中众打手从舆论等各方面将熊廷弼挤走，没想到的是，他们刚刚完成将熊廷弼调离前线的运作（“后朝议方撤廷弼”），还没来得及实施，愚蠢透顶的王化贞与狗屁不通的方震孺一起胡乱指挥，瞬间将十四万精锐大军葬送殆尽。

许多人说，阉党、楚党都与东林党水火不容。熊廷弼是湖北人。此时，楚党正在设法救护熊廷弼，连一直与熊廷弼不太对付的贺逢圣也出面了。按理说，阉党应该抓住这难得机遇，联合湖广籍官员（楚党）坚决支持和保护熊廷弼等人，毫不留情地打击王化贞和他的东林党团伙。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早在熊廷弼刚就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的时候，“阉党”成员徐大化就奉“要人”的指使，开始攻击诋毁熊廷弼了。等到王化贞大败的消息传来，徐大化立即上书要求杀掉熊廷弼。《明史·徐大化传》：

徐大化......承要人指，力诋熊廷弼。及廷弼入关，又请速诛。

指使徐大化的这位“要人”是谁？《明史》没有点名。藏身于“阉党”、官至宰相的天主教徒冯铨，应该算得上“要人”。据说，冯铨早就与熊廷弼有过节，《明史·崔呈秀传》：

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魏良卿劝兴大狱。

因此，“阉党”成员对熊廷弼群起而攻之。例如，《明史·门克新传》：

（门）克新......且请速诛熊廷弼。忠贤大喜，立传旨行刑。

毫无疑问，大批的“东林党分子”拼命上书为王化贞鸣冤叫屈，这无需多说。

有趣的是，竟然有一批正宗的东林党分子公开要求抓捕、斩杀兵部尚书张鸣鹤、王化贞这两个罪魁祸首，而且，这批人的领头人竟然是东林党中的大佬级人物刘一燝、周嘉谟！《明史·张鹤鸣传》：

初，广宁败书闻，廷臣集议兵事。（张）鹤鸣盛气詈廷弼自解。给事中刘弘化首论之，坐夺俸。御史江秉谦、何荐可继劾，并贬官。廷臣益愤。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旸、熊德阳等交章极论，请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与化贞并按。鹤鸣抵言廷弼偾疆事，由故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党庇不令出关所致，因诋言者为一燝鹰犬。

显然，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东林党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是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类人。

围绕应该如何处理这一大案要案，朝廷上争吵得天翻地覆。皇帝每天收到无数意见针锋相对的折子，都在要求皇帝从速明断。《明史·叶向高传》：

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叶）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

皇帝问叶向高：你看应该如何处理这事儿？

叶向高回答：皇上，依我看来，还是交给公正的法官们来评判吧。

结果，如前所述，在耶稣会的亲密战友邹元标等人的审理下，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而真正的罪魁祸首、“东林党人”王化贞竟然活得好好的，直到崇祯五年（1632）才被处死。至于张鹤鸣、方震孺之流，啥事也没有。

按理，即便是“阉党”成员借机公报私仇杀掉熊廷弼，也绝不会放过“阉党”的公敌东林党人，必定会置王化贞于死地。

这只有一种可能性：杀掉熊廷弼、保护王化贞，是阉党中的某些人、东林党中的某些人的共同目标。

的确，熊廷弼死后，孙承宗接替了东北大军的指挥权，于是，天主教徒孙元化等人顺利进入这支精锐部队任职，并且获得火箭式提拔。

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真正控制朝廷局面的，是耶稣党。什么阉党、东林党，都不过是耶稣党的工具。

例如，晚明政坛上有泰山北斗地位的叶向高，正式身份是万历、天启两朝的宰相，江湖身份是东林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在他彻底退休回到老家后，他才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担当起了耶稣会士的吹鼓手和守护神，在《三山论学记》中他宣称：

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

例如，天启时期的宰相张瑞图，正式身份是宰相，江湖身份是阉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他是著名天主教徒、东林党成员林欲楫的表兄弟，他和林欲楫都是著名天主教徒李之藻的学生。林欲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

例如，崇祯时期的宰相徐光启，正式身份是宰相，江湖身份是“科学家”，表面上与什么江湖派别都不沾边，其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

前面说过，耶稣会组织严密，对其下属实施了人盯人的监视控制。因此，极大的可能是，耶稣会实行了多头，安排人员打入阉党、东林党等各类组织，以确保成功。耶稣会的本钱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通过整理零散的信息，我们可知，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早已有大批天主教徒加盟李自成一方。例如，《明季北略》等文献记载了徐光启发展的著名而活跃的天主教徒韩霖投靠李自成，《明史·何刚传》也谈到了这一点：

因荐（许）都及钱塘进士姚奇胤、桐城诸生周岐、陕西诸生刘湘客、绛州举人韩霖。帝壮其言，即擢刚职方主事，募兵金华。而都作乱已前死，霖亦为贼用，刚不知，故并荐之。

又如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明季北略》：

至癸未（1643）正月，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自成。

《小腆纪年附考》：

十六年癸未正月二日，陷承天府......钦天监博士杨承裕自诩有异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请发献王梓宫。

明年，为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正月，自成乃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历。

显然，早已为耶稣会控制的钦天监，也派出博士杨永裕加盟李自成的队伍，当上了大顺朝廷的礼政府（即礼部）侍郎，并且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甲申历”。也是在此时，大名鼎鼎的东林党领袖惠世扬也加盟了，《小腆纪年附考》：

陕士大夫如惠世扬者，耆耇人望，亦受伪官。

历经李自成、清军两次占领北京城，而在京的西方耶稣会士均安然无恙，这就是原因所在。

李自成失败后，耶稣会士又能顺利地改投清朝，因为加入清军一方的诸如洪承畴之流的天主教徒，更是不胜枚举。

张献忠曾较长时间蛰伏于湖北谷城县，在这里收罗了一批“谋士”。谷城县正是宰相方岳贡的家乡，方岳贡早在担任松江知府的时候，便亲自将耶稣会士何大化领到老家建立起湖北省的第一个传教点。经历张献忠屠川而在四川的传教士也毫发无损，就不必感到奇怪了。

耶稣党是一个由人数众多的位高权重者组成的群体。根据历史文献，我们能明确感受到，耶稣会士与一些朝廷官员的密切联系应始于嘉靖年间，但是，目前我们只能溯源至万历年间。自万历后期开始，他们的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明朝政坛。到了崇祯年间，他们已经控制了朝廷，崇祯皇帝仅是任由他们摆弄的一座木偶。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叶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成为唯一的宰辅。《明史·叶向高传》：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万历）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至（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允其去。

万历四十一年（1613），朝廷举办癸丑科会试，叶向高带着徐光启当上了考官。于是，这一期的进士统统成了他们二人的门生。阅读天启、崇祯年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万历癸丑科进士们特别出彩。

官至宰相的有：冯铨、周延儒、吴甡、李国〈木普〉、刘鸿训、王应熊、范景文；

掌兵的高官有：张凤翼（自崇祯三年起任兵部尚书五年，让明朝内外交困无可收拾，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吕维祺（南京最高首长，任由张献忠、李自成摧毁蹂躏安徽、苏北，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王化贞（毁灭广宁十四万精锐部队的大蠢货）、李日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李继贞（兵部右侍郎）、解学龙（南京兵部右侍郎、南明刑部尚书）；焦源溥（大同巡抚）。

其他省部级高官有：周士朴（工部尚书）、易应昌（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左副都御史）、毛士龙（左佥都御史，独掌院事）；

著名公知有：缪昌期、周顺昌等（鼓动江南学子胡作非为者）。

万历癸丑科进士真是人才辈出！究其原因，我们还能发现，叶向高、徐光启等人对他们进行过特殊培养。他们刚登金榜，有些人就被这两位恩师挑选去配合耶稣会士们“翻译”科学著作。例如，王应熊、周希令、孔贞时就配合西洋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翻译”了《天问略》，并且分别给该书作序。王应熊工作最积极，因此，后来官至宰相。

也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在叶向高的精心运作下，耶稣会的最亲密的战友吴道南被任命为宰相。第二年，叶向高终于可以以退为进，回家修养，等待时机。《明史·熹宗本纪》：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前吏部左侍郎吴道南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吴道南以大学士身份，主持了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会试，《明史·吴道南传》：

岁丙辰，偕礼部尚书刘楚先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书，贿礼部吏，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皆鸣阳笔也。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等亟检举，诏令覆试。

结果出现了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万历丙辰科进士中的耶稣会追随者也很多。因此，万历丙辰科也算是人才辈出。

宰相：钱士升、林钎、贺逢圣、方逢年、曾樱（南明隆武）、瞿式耜（南明永历）。

掌兵高官：陈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因贪婪愚蠢放跑李自成等，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头号罪犯之一）、朱大典（兵部左侍郎兼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专办流贼）、郑崇俭（兵部右侍郎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张伯鲸（兵部左侍郎主持兵部工作）。

著名公知：魏大中（东林党魁）。

有人也许会问，古代的科举考试是十分神圣的，难道就由他们说了算吗？

是的，古代的科举考试十分神圣，但是，到了晚明，整个朝廷已经被耶稣党控制，科举考试成为了他们发展党羽、打击异己的工具。东林大佬刘宗周的弟子、复社元老陆世仪所著《复社纪略》：

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公荐者，某案领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观风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则门弟子某公弟，至某公孙、某公婿、某公甥；更次则门墙某等，天如门下某等，受先门下某等。转荐者，江西学臣王应华视荐牍发时案抚州三学，诸生噪鼓，生员黜革，应华夺官，后学臣相戒不受竿牍；三吴社长更开别径，关通京师权要，专札投递，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学宪，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独荐者，公荐虽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专札......及榜发，十不失一。

由张溥、张采主办的复社，广招门徒。每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凡是二张看中了门徒，他们都会通过种种形式予以举荐。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只要是二张举荐了的，基本都会被录取，“十不失一”。

果真是二张有伯乐之才，慧眼识珠吗？答案是：未必。事实是，二张的能量大的出奇，大到了邪恶的程度。

他们能完成包中秀才、举人、进士一条龙服务。辛未科的探花夏曰瑚就享受到了这一服务，《复社纪略》：

淮安府推官孙肇兴拔夏曰瑚于童试；送之入场，而肇兴分房，曰瑚卷又适在其房，取中头卷......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

乡试已经落选了的人，只要二张的推荐信一到，考官也会找出落选者的考卷，重新阅卷，予以录取，而且是排名靠前。《复社纪略》：

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札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马元扬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

至于会试，别说是录取一名进士，即便是前几名、会元，也是他们在酒席上谈定的。《复社纪略》：

湛持将赴职时，郡绅饮饯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谓湛持曰：“明年会试，同考公必压帘。今海内举子不愧会元者，惟陈大士暨杨维斗二人耳。幸留意！”湛持曰：“天下人读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几；而大士久困，吾此番当收之夹袋中。”天如转语项水心煜曰：“然则维斗乃公责也。”水心亦首肯。

湛持即文震孟。酒席上，张溥对文震孟说，明年（崇祯七年）的会试，你一定是主考官，依我看，能当会元的只能是陈大士、杨维斗这两个人，拜托你了！文震孟答曰：嗯，陈大士才华横溢，竟然一直考不中进士，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让他当上会元。张溥又对项煜说，杨维斗的事就拜托你了！项煜答曰：没问题。这两人实心实意地办这事，没想到这两人糊里糊涂忙中出错，自己把事情办砸了。事后，文震孟连呼：对不起张溥。

文震孟，崇祯八年官至宰相。项煜以少詹事的显赫地位投靠李自成，做了太常寺丞，李自成垮台后又跑去投靠南明。

不过，他们只是没有办好会元的事。经过复社的对手、忠心国事的薛国观仔细查对，他们录取的进士，大多是复社的成员，《复社纪略》：

同帘薛国观出告体仁，以其“国表”姓氏查对，见中式者多出复社。

甲戌科是如此，下一次的丁丑科同样如此，《复社纪略》：

丁丑殿试，状元为刘同升，榜眼为陈之遴，探花为赵士春，皆复社中人也。

因为复社有如此大的本事，所以，凡是本事有限又想考中举人、进士的读书人，纷纷拜倒在复社门前，《复社纪略》：

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

全天下想要尽快中进士的读书人纷纷不远万里，来到张溥的老家拜师。当时，张溥还在北京。这些读书人献上钱财，在张溥家行四叩首的拜师礼，再央求张溥的家仆登记入复社的名单之后，才肯离去。

张溥、张采都不过是小人物，而张溥也只是一个回乡闲居的翰林院庶吉士。但是，张溥是徐光启十分赏识的“门人”。张溥不仅是徐光启这个廷试读卷官亲自录取的进士，而且与徐光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吃住在徐光启家里。张溥《农政全书序》：

公（徐光启）以春官尚书守詹，次当读卷，亟赏予廷对一策，予因得以谒公京邸。公进予而前，勉以读书经世大义，若谓孺子可教者......予在长安，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

张溥同时是周延儒的门人，而周延儒是徐光启的门人。《复社纪略》：

（崇祯）四年〔辛未〕：会试，主考周延儒；会元吴伟业、会魁张溥，杨以任、马世奇、成德、管正传、周之夔、刘士斗并中式；殿试，吴伟业榜眼、张溥庶吉士、周之夔授苏州府推官、刘士斗授太仓州知州。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录取了一批复社成员。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的父亲交情深厚，他就让吴伟业当上了会元。当时就有考官提出异议，吴伟业的成绩不够格当会元。经周延儒活动，正式放榜时，吴伟业是榜眼。张溥也被录取。周延儒早就听说张溥的大名，专门召见了他。聊了一番后，周延儒相见恨晚，于是把张溥弄进了翰林院，这是否有徐光启的嘱咐不得而知。《复社纪略》：

初，延儒但闻天如名，未识其面；及榜发后晋谒，延儒恨相见晚，恩礼倍至，天如由此得馆选。

十分有趣的是，张溥当选所有进士梦寐以求的翰林院庶吉士后不久，他却抛弃了前景光明的仕途，主动回乡忙复社去了。他竟然能一呼百应，将当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的大大小小的社团整合为一，毫无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人们常常称复社是“小东林”。实际上，与成员复杂的东林党有着本质不同，复社的骨干人员全是与耶稣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员，诸如江南地区与徐光启密切的陈子龙、吴伟业、瞿家公子瞿式耜等等自然不在话下，连远在山西的徐光启弟子韩霖也在其中。因此，张溥自取字号“天如”，就有着不一般的意味。

复社背后的力量十分强大。

首先，有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支持复社。除了首辅周延儒，还获得了一大批的从中央到全国各个地方占据着要害位置的朝廷大佬的无私支持，《复社纪略》：

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南直则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郑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举、陈仁锡、吴甡等，两浙则刘宗周、钱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河南则侯恂、侯恪、乔充升、吕维骐等，江西则姜曰广、李邦华、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广则梅之焕、刘弘化、沈维炳、李应魁等，山东则范最文、张凤翔、高弘图、宋玫等，陕西则李遇知、惠世扬等，福建则黄道周、黄景昉、蒋德璟、刘长等，广东则陈子壮、黄公辅。诸公职任在外，则代之谋方面；在内，则为之谋爰立：皆阴为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后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结纳，而四海盟心；门墙之所以日广、呼应之所以日灵，皆由乎此。

上面所列的皆为晚明政坛大名鼎鼎的人物、“宇内名宿”，官至宰相的就有一群。稍加注意便能发现，他们全是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徒子徒孙。他们如果做地方官，就“代之谋方面”，即帮复社搞定当地；如果在中央任职，就“为之谋爰立”，即提拔复社成员。特别强调的是，重要的是提拔复社成员官职，而且要在复社成员不知不觉中提拔他，使他们事后才知道，这样他们便会感恩戴德，成为复社的忠心不二的铁杆成员。如此，复社就能“四海盟心”，一呼百应。

张溥拥有的另一个强大的后盾便是：复社不差钱。除了能收到巨额的“拜师礼”，复社还拥有雄厚的、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的支持，《复社纪略》：

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则名五狗。

五大富商甘愿被二张当狗一样的驱使，为他们出钱，为他们奔走。

无疑，张溥等人不过是某种神秘力量的白手套。无数朝廷高官、众多富商不过是奉神秘力量的命令，为张溥等人提供服务罢了。

复社的势力极其强大，还处于筹备期间的基本班底，就拥有七百多名会员；召开虎丘大会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社员”就有三千多人。其组织性、纪律性极强，《复社纪略》：

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

为了确保全体成员绝对服从上级，在全国各地设置了首长，建立了花名册，设置了郡县的区域首长，建立了联系网络。若有不服从号令者，必置之死地。与张溥同科的进士周之夔被分配到苏州做官，因为个人利益拒绝服从张溥的指挥，张溥立即发动朝廷的力量予以打压，发动地方的复社成员组织乡绅、学生以各种下流无耻的手段予以驱逐。很快，周之夔就投降认错，被二张拒绝，只好灰溜溜地辞职回乡。

万历四十五年七月，吴道南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制。两年后，叶向高东山再起，回朝重新担任首辅，即第一宰相，直至天启四年退休回到福建专门传播天主教。《明史·叶向高传》：

（叶向高）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天启四年六月）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

伴随叶向高的离去，明熹宗决心彻底改组朝廷，安排靠谱的人即所谓“阉党”来主导政局。

天启五年，万历癸丑科进士冯铨成为宰辅。冯铨后来降清，为汤若望及耶稣会彻底掌控清朝的钦天监做出了重要贡献。《明史·熹宗本纪》：

（天启五年七月）礼部尚书周如磐兼东阁大学士，侍郎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少詹事冯铨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次年，万历癸丑科进士李国〈木普〉、李之藻的门生天主教徒张瑞图一同成为宰辅。《明史·熹宗本纪》：

（天启）六年秋七月，丙戌，礼部侍郎施凤来、张瑞图，詹事李国〈木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崇祯帝登基后，对“阉党”主导的朝廷十分不满，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用东林党成员来重建宰辅班子。结果，万历癸丑科进士刘鸿训成为了宰辅。刘鸿训被罢后，万历癸丑科进士周延儒又成为了宰辅，《明史·庄烈帝本纪》：

明年（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十二月，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崇祯元年）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十二月）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意味深长的是，冯铨、周延儒二人私交甚厚，不仅都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而且二人还是儿女亲家。但是，按照江湖身份，冯铨属于阉党分子，而周延儒属于东林党成员。（怪不怪？后来，周延儒能再次入相，很大程度上，还是冯铨出面运作而成）

崇祯五年，天主教徒郑以伟、徐光启一同进入宰辅班子。《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五年五月）礼部尚书郑以伟、徐光启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七月）孙元化弃市。

惜字如金的“本纪”竟然专门记载了孙元化被杀这一小事。估计《明史》的作者也深感震惊：孙元化被关在牢里审查并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影响徐光启升官。

崇祯六年，郑以伟、徐光启先后死去，周延儒致仕；公开宣称天主教“足为吾儒补正”的钱士升入相；万历癸丑科进士、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王应熊接替入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六年六月）郑以伟卒。庚辰，周延儒致仕……九月庚戌，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冬十月戊辰，徐光启卒。十一月癸巳，礼部侍郎王应熊、何吾驺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短短几年间，形势急剧恶化。辽东前线一败再败，不仅清军动辄开到北京城下，而且明军动辄兵变甚至投靠清军；内地，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叛乱滚雪球一般越闹越大，把中原腹地弄得一片焦土。面对如此危局，朝廷大员们熟视无睹，整天高谈阔论造谣惑众，发言要么是相互吹捧要么是相互攻击，做事要么是结党营私要么是相互拆台。这些人竟然个个以君子自居，指责对方是小人。

崇祯皇帝没招，只好不停地更换宰相。

其实，无论崇祯帝怎么努力，如何更换宰相、尚书，都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崇祯皇帝并不信教，但是，在他的朝堂上，最适合讨论的话题，恐怕就只剩下教教义了。《明史·刘宗周传》：

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及入对，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召试。宗周曰：“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翼日，光辰贬三秩调用，宗周革职，刑部议罪。阁臣持不发，捧原旨御前恳救，乃免，斥为民。

朝堂上，有人向皇帝推荐耶稣会士汤若望善于使用、制造火器，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刘宗周当场坚决反对，结果，不信天主教的刘宗周被开除公职。

距离明朝灭亡二年前的崇祯十五年，崇祯皇帝罢免了四个宰相，同时一次性提拔了三个宰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十五年六月）詹事蒋德璟、黄景昉，戎政侍郎吴甡，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蒋德璟、黄景昉都是叶向高最亲密的战友、耶稣会士最虔诚的信徒、教的教义的吹鼓手；吴甡是万历癸丑科进士；首辅即第一宰相则是早已复出的周延儒。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周延儒推荐给崇祯帝的，《明史·蒋德璟传》：

首辅周延儒尝荐德璟渊博，可备顾问，文体华赡，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

崇祯十六年，崇祯帝处死了周延儒，赶走了黄景昉，流放了吴甡，先后提拔了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为宰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十六年五月）丙午，修撰魏藻德为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八月）己亥，黄景昉致仕......（十一月）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癸丑，范志完、赵光抃弃市，戍吴甡于金齿......（十二月）乙丑，周延儒有罪赐死。

魏藻德是三年前才考中状元、毫无执政经验的人。

李建泰是山西人。不久，李建泰听说李自成打进了山西，就上演了崇祯帝“幸正阳门楼饯李建泰出师”的大戏，《小腆纪年附考》：

西洋人汤若望随行修火攻水利，赦河东分守李正修罪军前效用，从建泰请也。

李建泰借此机会要求皇帝“重用”传教士汤若望的军事才能，释放下狱的天主教徒李正修让他军前效力。有趣的是，关于这次出师的重要人员，《明季北略》《小腆纪年》基本相同，《明史·李建泰传》除了没有提到这两个人，谈到的其他人员也是大同小异。不久，李自成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城，他立即投靠；不久，清军进入北京城，他又转身投靠；不久，姜瓖起兵反清复明，他又投靠，这次清军抓住他后没有放过他。

方岳贡呢，早在担任松江知府的时候，便亲自将耶稣会神父何大化领到湖北谷城老家，建立起了湖北省的第一个天主教传教点。

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的当年，崇祯帝又提拔了二名宰相，其中的范景文就是万历癸丑科进士。《明史·庄烈帝本纪》：

（十七年正月）丙辰，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丘瑜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范景文当上宰相不到三个月，李自成大军开到了北京城下。足以令崇祯帝欣慰的是，这位临阵提拔的范景文，为他尽忠了。

这里，我仅仅是简单罗列了崇祯朝的一些宰相的真实身份，如果扩展到大臣，将更是触目惊心。而且，还远不止于此，连日夜守候在崇祯帝身边的宦官，也没法让人放心。

明熹宗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汪文言案。汪文言原本只是安徽徽州府的一名小吏，被叶向高塞进朝廷做官，逐步提拔到了中书舍人。作为叶向高的白手套，汪文言可以随时出入叶向高、星等人的卧室。上至宦官、尚书，下至微末小吏，汪文言广泛交游，他卖官鬻爵，包揽狱讼，无恶不作，后被魏忠贤拿获，大批官员涉案，叶向高终被牵扯出来。但是熹宗饶恕了叶向高。关于这事儿，夏允彝曾问过叶向高的孙子，《幸存录》：

余与（叶）向高仲孙交，言及此，仲孙谓余曰：当熹庙时，条召诸名贤，此谁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为（王）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为。

许许多多的事情，叶向高是与大太监王安联手完成的，换句话说，在明熹宗的身边也有叶向高的人。前面说过，王安死后，钱谦益还为他写过吹捧的祭文，随后，叶向高的人马又与王安的徒弟曹化淳继续合作干成了许多大事，钱谦益等人通过曹化淳救过性命，吴昌时通过曹化淳杀掉了宰相薛国观，如此等等。至于徐光启通过他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正是这个曹化淳，正是后来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太监之一。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发现叶向高、徐光启设下的这个局。

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也是如此。

以洪承畴、冯铨、谢升、李建泰等担任清朝的大学士为标志，清朝也进入了叶向高、徐光启设下的这个局。

万历末，东林党人借用“国本”、“梃击”等事情，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有人想废黜太子”的“舆论”，掀起了支持太子、保护太子的“运动”，莫名其妙的万历帝赶紧出来辟谣，发表了“太子地位稳固”的讲话。这一出戏，东林党获得了明光宗的大大好感。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向高等人建立起了与明光宗的贴身太监王安的秘密联络。因此，光宗一即位便大规模启用东林党，召在老家修养的叶向高入朝为相。

才三个月，光宗驾崩，熹宗登基。熹宗当然也继续领东林党的这份情，照样重用东林党。

叶向高等人主导朝政之后，将依附于他们的一大批蝇营狗苟之徒安置在朝廷各个重要位置上，很快朝野普遍不满，《幸存录》：

神庙殂落，光庙首召叶向高，而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俱以召用。名流为首辅，自邹元标、星、曹于汴之属，皆为铨宪大臣，即附丽东林者，亦无不由田间起，相次为显官......然附丽之徒，惟营躁进，京卿添注累累，已不满人意。

明熹宗聪明绝顶，不久就通过这群人的种种伎俩，认清了他们邪恶的本质。例如，《国榷》：

（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陈九畴参晋抚谢应祥，力言其不可用......会议陈九畴参谢应祥及魏大中、夏嘉遇相讦事，上以谢应祥于魏大中有师生之雅，事属自欺；且去辅专以门生招议，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议......

天启帝一眼就识破了东林党的把戏：谢应祥不仅是星推荐的山西巡抚人选，而且是魏大中的老师，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魏大中都不可能真正地举报谢应祥；他之所以这么干，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让朝廷无法评判是非。

天启帝一言中的：他们是欺负我年青，想把持朝政啊！

自天启四年起，天启帝开始大力整肃朝政，一边严厉打击叶向高及东林党，一边充分依靠宦官魏忠贤，企图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官员队伍。短短三两年间，天启帝几乎把浮在表面、隐藏在浅层的“东林党”分子一扫而空。《明史·阉党传》：

自（天启）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表面上不参加任何帮派、“专心”为朝廷训练军队的徐光启，也在天启五年因“御史智铤参光启招练无功”，被罢免了礼部右侍郎等职务，回家修养去了。

估计天启帝早就调查清楚了叶向高等人精心伪造的“梃击”等系列案件。天启六年正月，天启帝对众宰相公开揭露了这系列案件的真实面目及其邪恶目的，《国榷》：

己未，谕内阁曰：......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奸人孙慎行、张文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朕缵绪，正统相传，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

天启帝彻底扒开了明朝末年的所谓“党争”不断的真相：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为了达到绑架控制皇帝，打击消灭异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精心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案子”。天启帝点出了阴谋集团成员的名字，显然，他只是有选择地说出了部分成员的名字。

可以想象，顾秉谦、周如磐、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宰相们，以及即将担任宰相的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等宠臣们，在听到天启帝点出这一个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是心惊肉跳、后背发凉的。

天启帝已经摸到了真相的大门，不用太长的时间，天启帝就能彻底掌握事情的真相。到了那一天，将是叶向高等人的末日。

一年半后的天启七年八月，天启帝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如此天资聪慧，不好声色的皇帝，怎么会在青春年少之际突然去世呢？《明史·霍维华传》：

霍维华，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安与魏忠贤有隙，阉人陆荩臣者，维华内弟也，侦知之以告。维华故与忠贤同郡交好......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露饮”。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颇以咎维华......无何，熹宗崩。

天启帝是在饮用了霍维华进贡的“仙方灵露饮”之后，全身浮肿而病逝的。

霍维华这个角色，留下的巧合实在太多。

霍维华的内弟，是大太监王安身边的宦官，而王安又与叶向高徐光启等人联系十分密切。同时，霍维华与魏忠贤又是私交较厚的同乡。

偏巧，霍维华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叶向高、徐光启的门生。天启朝重用的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还有官至宰相的冯铨、杨景辰，和被《明史》列入“阉党传”、官至省部级的崔呈秀、孙杰、李蕃、李鲁生等。

还有一个巧合，崇祯登基后，凡是与魏忠贤走得近的大臣，统统被杀被贬，唯独这个霍维华反倒被提拔升官至重要位置，《明史·霍维华传》：

其年（天启七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去，维华自如。

关于霍维华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参考这一信息，《明史·阉党传》：

其后定逆案，（张）瑞图、（来）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

崇祯即位后，严惩“阉党”。崇祯时的所谓阉党，是特指紧跟魏宗贤的那些人。宰相们开列阉党的名单呈给崇祯帝，崇祯问：为什么没有张瑞图、来宗道？宰相韩爌回答说：没有什么证据。崇祯生气的说：所有的歌颂魏宗贤的碑文都是由张瑞图书写的，来宗道称崔成秀父亲“在天之灵”，这还不是证据？

韩爌等人为何对如此跪舔魏忠贤的张瑞图格外开恩？因为张瑞图是天主教徒。

巧合太多，那就应该是一种必然了。

天启帝是有儿子的。但是，他却将大位传给了聪明能干的弟弟崇祯。在临终前，特意将崇祯叫到身边做了特别交代：千万别用东林党人，一定要相信、善待魏忠贤等人。

很遗憾，魏忠贤及其官员队伍的形象和努力，在东林党强大的舆论力量面前十分脆弱。

崇祯帝没有听天启帝的，他更相信“舆论”，准确地说，崇祯是迷信“舆论”。他即位之初，不仅重用东林党人，而且毫不留情地处理了所有的“阉党”成员，使得天启帝几年的整治成果毁于一旦。

不久，崇祯帝发现，所谓的“舆论”不过是东林党或者自吹自擂或者抹黑对手的谣言，多不靠谱，甚至颠倒黑白。

面对朝政持续败坏，崇祯帝无可奈何，便反舆论之路而行之，舆论攻击越多的大臣，他反倒觉得更可靠一些，《明史·张四知等传》：

帝自即位，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弹章愈多，位愈固。

崇祯帝显然不如天启帝有魄力，他优柔寡断多，干脆利落少。朝廷的大小事情，总得依靠大臣尤其是宰相们去部署落实。因此，他便不断地找寻靠谱的人，企图通过更换宰相、调整用人思路来扭转局面。他做了许多改革。

首先是掺沙子，不断地试错。例如，崇祯三年，选用“浙党”的温体仁进宰相班子；崇祯五年，选拔什么党都不是的郑以伟、徐光启入相。

其次，抛弃“宰相出自翰林”的框框，不拘一格选拔宰相，如《明史·范复粹传》：

（崇祯十一年）时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余皆外僚，而复粹由少卿，尤属异数。盖帝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逢年以礼，嗣昌以兵，国用以工，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

第三，刑乱世用重典，先后处死周延儒、薛国观等，流放刘鸿训、钱龙锡、吴甡等宰相，他诛杀了许多的办事不力或罪大恶极的大臣。《明史·薛国观传》：

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

第四，启用宦官，许多重要的事情，派遣宦官们去监视督办。如《明史·张彝宪传》：

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

第五，大力提拔青年官员，许多官员短短几年时间就被置于高位。例如，魏藻德是崇祯十三年的状元，崇祯十七年就被提拔为宰相。

第六，鉴于宰相们不可靠，一度停止了甲戌、丁丑两科的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

崇祯皇帝不知道，在他视野里的官员，几乎全是叶向高、徐光启等人培养出来的。什么东林党、阉党分子，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江湖身份罢了。无论崇祯帝怎么办，都逃不过徐光启等人手板心。

徐光启等人知道，在朝廷中，他们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到了该一统天下文坛、民间舆论的时候了。徐光启在临死前，将他一辈子发展起来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组建了复社。崇祯四年，张溥中进士，接受了徐光启的训导；崇祯五年，张溥回乡，完成复社的组建；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复社不是东林的继承者，而是徐光启的部分事业的传承者；张溥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徐光启的白手套。

也许，崇祯帝唯一用对的人，就是温体仁了。此时，唯一有可能帮助崇祯帝走出困境的，是温体仁、薛国观等少数几个人了。深知当时朝廷内幕的复社分子杨士聪也承认，在崇祯朝的众多宰相中，唯有周延儒和温体仁拥有统帅全局能力：

上即位以来，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无贤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惟宜兴与乌程二人，但俱不轨于正耳。

崇祯帝一度十分信任温体仁，《明史·温体仁传》：

独体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优渥无与比。

崇祯帝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从未坚定而有力地支持温体仁；明知复社是，但他从未下定决心予以严厉打击。温体仁自崇祯三年入相到崇祯十年致仕，崇祯帝先后提拔了一批宰相。

崇祯五年任命郑以伟、徐光启，崇祯六年任命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崇祯八年任命文震孟、张至发，崇祯九年任命林钎、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他们大多甚至公开与温体仁作对。

温体仁不得不在艰难困苦中勉力支撑，与复社做了艰苦的斗争，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崇祯帝过于相信日夜守在他身边的太监曹化淳，不知道他最信得过的太监竟然是他最痛恨的复社的人，《明史·温体仁传》：

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及得旨竟放归......

力量的天平彻底倾斜，终于，崇祯帝放弃了温体仁。温体仁退休回家一年后，郁郁而终。他与周延儒完全对立，然而，在《明史》中与周延儒一起并列“奸臣”。

但是，温体仁不可能取得成功。别说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即便是朝中的那些大臣元老，他也无法分清敌我，《幸存录》：

嘉善钱士升......颇重温（体仁）而轻周（延儒），温遂与相结......如用冢宰谢升、总宪唐世济，皆温意也。

温体仁向崇祯推荐使用的人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了解钱士升、谢升等人的真实身份。

随着温体仁的离去，崇祯帝一步跨入大权旁落的深渊，他再也掌握朝廷的任何真实信息了。明朝无可阻挡的势头快速走向灭亡。

温体仁退休回家前，专门向崇祯推荐的薛国观。崇祯真的提拔薛国观为宰相，而薛国观也确实是一位真心与崇祯帝站在一起，为国为民思考问题的人，但是他缺乏温体仁的政治智慧。不久，薛国观就被复社借崇祯帝之手干掉了，《幸存录》：

温（体仁）去而薛（国观）遂败，以贪赐自尽，亦属太甚。且其事发于东厂，佥云部臣吴昌时实发其机。

复社大佬吴昌时与太监掌控的东厂勾结，联手罗织罪名，薛国观沦落到被崇祯帝赐死的悲惨结局。复社如此狠毒，连夏允彝也直呼太过分！

整个朝政早已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势力全面控制，让一些朝廷大员们也瑟瑟发抖，《东林始末》：

（崇祯十四年）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弈琛在系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诸生倪襄贽于庶吉士张溥之门，归语知县丁煌，夸溥大力，可立致人祸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几，而王陛彦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结党招权，阴握黜陟之柄，岂不异哉！”

被关在牢里的刑部右侍郎蔡弈琛上书皇帝：入仕不久、在乡闲居的张溥，对前来送礼的青年学生倪襄说，朝廷官员我想干掉谁就能干掉谁，想提拔谁就能提拔谁，不久就会让蔡弈琛下狱。果真，没多长时间，他们就让蔡弈琛下狱了。

随着薛国观死去，周延儒又回来掌权了，《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十四年八月）辛亥，赐薛国观死......（九月）甲申，周延儒、贺逢圣复入阁。

至此，所有阻碍复社工作的绊脚石全部清除干净。

有趣的是，当周延儒重新出山掌握朝政后不久，正值壮年、才三十九岁的张溥突然死去。或许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吧，张溥的使命完成了，他也该永远闭嘴休息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帝根据复社成员的集体举报，杀掉了周延儒。周延儒也永远闭嘴，并与温体仁共同承担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全部罪过。周延儒死后三个月，明朝灭亡。一切干干净净。

崇祯帝早已被完全彻底架空了。

此时，明朝廷已是风雨飘摇，外面有清军不断地攻击，内地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四处摧毁。《明季北略》记录了名曰“造船航海”的故事，由此我们就知道朝堂上的这些高官是如何处理军国大事的了，也就知道装备精良的明朝大军为什么屡战屡败了。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兵科都给事中鲁应遴鉴于清军不断大举进攻，向朝廷提出了建造3000艘战船，从山东半岛攻击辽宁，迫使清军回救而无力进攻的建议。宰相们看了后批示：好建议，请工部商议办理。工部回报：造船确实是我部的责任，但是有关制度，建造军舰必须由兵部与工部共同办理，因此，我们决定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500艘舰船的建造任务。如此报到崇祯皇帝处，皇帝批示：同意，请工部、兵部立即着手建造。

不管怎样，具体的造船工作仍然是工部的责任，工部又写报告道：每造一艘船需要2000两银子，造3000艘需要600万两，即便是我部造1500艘也需要300万两，但是，现在工部一文钱也没有，考虑到河南开封等府欠工部700多万两银子，建议他们马上将银子转运过来用于造船。工部的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因为此前李自成大军围攻开封数月不下，便掘开黄河大堤，彻底淹没了开封城。这一报告依然被送到皇帝那里，崇祯帝批示：同意。宰相们和工部没招了，立即找到兵部，兵部报告说：用兵所需，我们必须好好办，但是手头没钱啊，我们查了一下，凤阳等府欠兵部80多万两银子，可以催他们先送过来，让工部先开工再说。兵部的这报告送到皇帝那里，崇祯帝批示：同意。工部依然没有找到推卸责任的下家，便找户部要钱，户部说了一百个没钱的理由。

工部尚书这下真着急了，但是，他很快想到了金蝉脱壳的妙计，给上面写报告道：工部和兵部经过努力初步解决了造船经费问题，但是，目前北京周边地区不太安宁，造船用的油钉板木不易采购，造船工匠不易雇请，而舰船需求又刻不容缓，正好我部最近派遣造船主事（相当于如今的造船处处长）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考虑到那里造船所需的材料工匠齐备，我们建议，将造船任务交给造船主事朱正色办理。崇祯帝依然批示：同意。一下子，工部尚书把造船的责任全部转到了他的手下朱正色身上了。

众所周知，崇祯帝动不动就会“军法从事”的，朱正色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脱身之计，就会被砍头。谁知朱正色递上来的报告，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建造舰船以海军进攻辽宁，确实是绝好的计谋，我坚决支持，但是我目前负责督造的船只是用于内河航运，专门通过大运河给首都运输物资的，它与海船大不一样，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连操驾水手也不同；建造海船，必须依靠福建广东，在海边建造，因此，我建议将任务交给这两个省的长官，要求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完成，然后安排船工开到山东交付即可。报告上去后，崇祯皇帝必然将任务下达给广东福建的长官了。

如此公文往来几个月，造船一事依然八字没一撇。直到崇祯十六年九月，广东福建两省长官的奏折出现在崇祯皇帝的书桌上，他们都盛赞造船进攻辽宁的主意之妙，都表达了自己支持建造海船的决心，同时都认为，目前清军早已退回，天下太平，建议暂时没有必要再研究造船一事。崇祯皇帝阅后批示：同意。

在朝廷大员的眼里，崇祯皇帝不过是任由他们戏耍的一只猴子罢了。

按照中国千年不易的礼制，每年大年初一，在京文武百官必须上朝，举办盛大庄严的元旦朝会。

崇祯十六年的大年初一，到早朝时间，崇祯皇帝上朝一看，文武百官只到了两个人，《明季北略》：

乃癸未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辅周延儒，武班止一勋臣……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乞夺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过了很久，大臣们才陆陆续续赶来，直到最后，到会的人数仅有应到人数的五六成。首辅周延儒上奏道：这太不像话了，也怪我工作不力，请从我开始，扣罚全体大臣的工资，以示惩戒。崇祯帝说：没事，就免于处罚吧。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大年初一，索性，文武百官一个都不来了，《小腆纪年附考》：

是日，明帝视朝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令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无至者。

《明季北略》也记录了这一场面：

甲申元旦，上视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时钟声已绝，金吾启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乃谕鸣钟，且勿歇，门永不闭，又久无至者。

崇祯帝很清楚，文武百官没人把他当回事了。

在崇祯帝面前，文武百官连装模作样的客套都懒得做了。曹操时代的汉献帝的待遇，都比崇祯帝要强得多。至少，曹操一直承认汉献帝是皇帝，大面上还过得去。

崇祯帝只能坐等亡国。

朝廷里一直在夸夸其谈、吹牛吵架，崇祯皇帝对严峻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明季北略》：

李自成入畿辅，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枢终日会官群讼，扬扬得意如平时。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包围了北京城。直到此时，崇祯帝才知道真实局面。他找群臣商议守城之策，群臣没有一个人说话。李自成开始攻城，驻扎在城外的守城明军全部投降。《明史·李自成传》：

（三月）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

此时，值守在城墙上的部队本来就不够，官兵吃不上饭都没人管，《国榷》：

登郫（官兵）仅存羸弱兵五六万、内阉数千人，守郫不充，又无炊具；市饭，兵饷久缺。

值此形势严峻之际，宰相们理应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协调调集一切有生力量，全力组织守城退敌。但是，他们像没事人，和过去一样，有的忙着聚会喝酒，有的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国榷》：

大学士魏藻德等未闻变，尤传单醵金；方岳贡、范景文方传道至西长安门，亟还。

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部队攻入城中的时候，宰相们一个个晃晃悠悠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双方差点相遇于途中。

朝廷大员们如此这般，宦官们也没什么两样。

总攻前夕，李自成派遣宦官杜勋入城面见崇祯皇帝。杜勋原是崇祯帝身边的太监，崇祯安排他担任军事重镇宣府监军，把守北京城的门户，没想到，他和总兵王承允一起出城数十里迎接李自成进入宣府，率领数万精锐官兵投降。杜勋见到崇祯皇帝后转达李自成的意见，请崇祯禅位给李自成。崇祯帝闻言大怒，将杜勋赶走。

当晚，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大军进城，《明史·李自成传》：

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

大宦官们纷纷向李自成表忠心，《国榷》：

司礼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令仍旧任；诸监局印官如之。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城。朝廷的“名士”们的末日降临。

李自成还是比较了解由名士组成的官僚集团的。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六，李自成大军包围太原，三天后拿下太原城，随即四处散发传单即李自成的“诏书”称，《明季北略》：

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

李自成告诉天下百姓，崇祯帝算不上是昏君，但是朝廷的大臣们尽是些混账王八蛋，他们彻底架空了崇祯皇帝，利用权力压榨百姓谋取私利，弄得民不聊生。

因此，李自成及其手下对这些明朝大臣肆意侮辱，毫不手软。李自成进北京后，专门交代李过、刘宗敏等高官，要有组织地处理贪官污吏，《国榷》：

初，李自成命李过、刘宗敏等曰：各官罪甚者，杀之；贪者，刑之。

这群名士的表现，进一步增强了李自成及其手下对他们的蔑视、厌恶，《明季北略》：

（三月）二十一，百官报名者甚众，以拥挤故，被守门长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门不开，露坐以俟。贼卒竞辱之，竟日无食。有云：肚虽饥饿，心甚安乐。

（三月二十三日）百官囚服立午门外，约四千余人，凡遇贼党，咸强笑深揖，及矮宋（献策）至，数人跪问：新主出朝否？宋骂曰：汝曹不戮为幸！些时岂不耐耶……忽传伪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铁链串锁，每五人一串，各兵驰马驱逐，如羊豕然。

数以千百计的明朝大臣像狗一样前去投靠李自成，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继续作威作福，祸害社会。李自成的手下也把他们当野狗一样对待，不仅不给饭吃，而且动辄棍棒交加。尽管如此，竟然有人说：肚虽饥饿，心甚安乐。

《国榷》专门选录了李自成处理三名投降文武高官的故事。

李自成的部队抵达北京城下后，鉴于京城卫戍部队司令李国桢手握重兵驻扎城外，派人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李国桢就投降了。拿下北京城之后，李国桢求见李自成。李自成见到他之后，说：崇祯帝如此信任你重用你，你既不坚守京城，也不在城破之后自杀殉国，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给我拖下去！

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求见李自成。李自成对他们说：崇祯帝都让你们当上宰相了，多大的恩德啊，明朝亡了，你们不自杀殉国，还有脸活在世上吗？给我拖下去！

这三个人随即被送去追赃。经过一番严刑拷打，陈演交出了白银四万八千两，黄金三千两，珠宝无数，之后被杀；魏藻德交出了黄金一万三千两，因为在被追赃时他骂崇祯帝是“无道”昏君，惹得刘宗敏大怒，现场将他打死。

如此寡廉鲜耻、卖主求荣的人，李自成敢用他们吗？把权力交给们，李自成能睡得着觉吗！释放他们进入民间，李自成能放得下心吗？

李自成挑选了一些崇祯晚期的进士即青年官员予以任用后，将“德高望重”的八百多权贵用铁链串锁着押到一个地方，严刑拷打十昼夜，逼迫他们交出赃款赃物，《明季北略》：

（三月二十五）午后，唤诸文武进内点名，幽闭饥饿一日夜。至次早点过，共绑八百余员，五人一连，俱押锁田皇亲府中，着刘宗敏用夹棍拷打招认赃银，凡十昼夜。

李自成以近乎残忍的手段，榨光了他们贪腐来的一切家产。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消息传来，李自成在带兵去与清军决战之前，还没忘记下令杀掉这批朝廷官员勋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明季北略》：

至是东行之期已定，取勋戚大臣皆杀之。于是内阁陈演、定国徐允祯等，诸戚畹官都指挥以上、锦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贡、丘瑜予绳自缢。以戚畹女妇配给军卒。又押诸系官至宗敏寓前，累累坐于路侧，徐次取杀。

李自成给了他们最合适的归宿：让他们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之后死去。他们的女眷被赏给了士兵们。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朝亡了，陈演在北京猪狗不如，他的远在老家的女儿，也被张献忠抢去做了压寨夫人。

李自成及其手下并非天性残忍。他们并未祸害北京城的普通百姓，无数资料表明，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城后，城内很快恢复秩序，工商业正常。李自成率先安抚百姓，《国榷》：

李自成召慰父老于武英殿，问疾苦。

不少文献记载了李自成对明朝皇室的友好态度。李自成厚葬了崇祯帝和皇后的遗体，而且安排二号人物宰相牛金星亲自到场致祭，同时给予崇祯帝的儿女崇高的待遇，如《小腆纪年附考》：

贼（李自成）之入宫也，见袁贵妃、长平公主仆于地，叹曰：“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闯贼封明皇子为宋王......自成命刘宗敏善养之，语在廷者曰：“我将以杞宋之礼待之。”皇子往来皆乘骡。

又如《国榷》：

（李自成）封东宫宋王，永王改£永公，定王改安定公。令日朝见，乘驴。

在对于这批明末名士的认识上，李自成与崇祯帝可算是知音。就在北京城被攻破前夕的三月初三，崇祯帝也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明季北略》：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崇祯帝干了他唯一能干成的事情：自缢于煤山。

崇祯帝之后的弘光、隆武、永历三个皇帝，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也必然而且只能是同样的结果。

弘光朝刚刚创建，便陷入了所谓的“党争”，朝政昏暗无比，毫无体统。复社之徒还把唯一有扭转危局之才的马士英污毁成臭名昭著的草包。事实上，夏允彝也承认，马士英不仅才华横溢，颇有人望，而且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在骄横而战功赫赫的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四大将领面前很有威信，《幸存录》：

马士英素以才望称，其阔大不羁，或亦边才之选......盖四镇骄悍，马尚可以向来交谊笼络之。史则与之相水火，莫肯听其驱使。

既无军事才能也无军队根基的史可法偏要抢夺军事指挥权，直把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搞得离心离德、内讧不断。尤其是在李自成征讨吴三桂大败，军心不稳，败退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官民纷纷驱逐李自成派遣的官员回归明朝的大好时刻，弘光朝上下正陷入一片混乱的内斗之中，彻底错失收取中原真空地带、建立稳固防线的良机。

复社党徒黄澍给了弘光朝致命一击，《明史·左良玉传》：

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左）良玉势，面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里。良玉疾已剧......是夜死。时顺治二年四月也。诸将秘不发丧，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七日，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

左良玉是复社名士侯方域的父亲东林名士侯恂一手栽培起来的将领。此时，左良玉拥有八十万大军，驻扎武昌，是南明最大的一支武装。黄澍仗着与左良玉关系密切，当着弘光帝的面，在朝堂上大骂并动手殴打马士英。回到左良玉那里后，便鼓动左良玉及其将领起兵“清君侧”。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太子的人到了南京，黄澍得知这一消息后，更是起了推翻弘光帝的歪心，并说服左良玉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左良玉即起兵沿江东下，攻城略地。兵到蕲州时，左良玉病死。黄澍立即拉上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清军，继续沿江东下，于南明的黄得功部厮杀。清军趁势攻击江北的明军，南明的复社党徒带着守卫南京的二十万大军投降。弘光帝逃到黄得功处，黄得功为保卫弘光帝战死。

隆武、永历两个小王朝，不过是弘光故事的重演，而瞿式耜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史可法的翻版。

《明史》如此评价崇祯帝和他的大臣：崇祯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那些大臣多不是好东西，《明史·庄烈帝本纪》：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复社骨干夏允彝对东林复社党徒的行为痛恨不已，对自己此前的行为痛悔不已，《幸存录》：

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群臣无一忠公者；之负弘光帝也，上事事虚己，而群臣无不恣肆者。

如今，那些仍在夸耀东林、复社、耶稣会及其追随者的人，必是“恣肆者”，必“无一忠公者”！相关的奇谈怪论，可以休矣！

明末奸相顾秉谦简介 顾秉谦怎么死的？

顾秉谦是明朝末年著名奸相，受到世人唾弃，评价就没一句是好的。虽然说是这样说，但是可能还是许多人并不认识顾秉谦，对他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其实他就是那位，明明年纪已经是个老爷子了，为了权柄却认魏忠贤作父的奸臣。

魏忠贤是明朝熹宗时期有名的奸宦，成年之后好赌成性，后来被赌债所逼自净入宫，当了一个太监。

魏忠贤入宫之后受王安赏识，经他提拔，后来又与明熹宗的奶妈客氏对食，此后受到明熹宗宠爱。后来他推倒王安等人，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执掌大权。凭借着明熹宗的宠信，魏忠贤在朝中结党营私，建立以他为首的“阉党”。宫内又有对食客氏把持，内外相勾结，最终使他成为一名专权擅政的太监。

当时魏忠贤有“九千岁”的称号，意思是比皇帝的“万岁”小一点点，由此可见他当时的权势有多大。魏忠贤大权在握，在朝堂打压异己，许多正直的大臣都受到了他的迫害。相反附和他、投靠他、贿赂他的大臣都受到了重用，官位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立场不坚定，或者本身品性就不好的大臣选择了投靠“阉党”。顾秉谦就是其中一位，也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顾秉谦是昆山人氏，字益庵，生于嘉靖二十九年，于明朝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后来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正式进入官场。

在万历年间，顾秉谦累官到礼部右侍郎的位置。明熹宗继位之后，顾秉谦在天启元年，晋位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

明熹宗继位不久之后，魏忠贤就走上了高位，执掌大权。虽然许多人都选择了依附魏忠贤，但是顾秉谦却是很早之前率先依附之人。而且这位老爷子，还不是受到魏忠贤威胁而投靠的。魏忠贤根本没想到他，是他自己主动去的。

天启年间，执掌礼部尚书的时候，顾秉谦已经七十多岁了。这年纪放到现在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放到古代也差不多了。这把年纪，往上升也没什么意义，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明哲保身，俗称和稀泥，老老实实待到退休，安享往年。但是顾秉谦不啊，这位老爷子人老心不老，就算没几年好活了，也要给自己博出一个“灿烂明天”。

魏忠贤专权擅政，要想继续往上爬，而且是迅速的爬到高位，自然就是讨好他了。一般人可能选择用金钱贿赂，但是顾秉谦别出心裁，也是他这一举动，让后世人对他唾弃不已。

前头因为讨好魏忠贤升了官，后头他就带着自己的幺儿来到魏忠贤的府邸登门拜访。将自己的幼儿拉到魏忠贤面前，对魏忠贤说：“我本来想要自己认您做父亲的，但是又害怕您嫌弃我年纪大，所以就让我的儿子认您当爷爷吧！”（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

有这么一回事儿，魏忠贤自然对他很满意，此后屡次提拔他，最终让顾秉谦位极人臣，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天启三年，顾秉谦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天启五年，晋少傅、太子少师、吏部尚书，童年晋少师。在叶向高等先后被罢免之后，继任首辅的位置。他能当上首辅，完全是魏忠贤一手提拔上去的，所以相当于是给魏忠贤占着的这个位置。当政基本是魏忠贤说什么就是什么，与另一位阁臣魏广微两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排挤和残酷迫害异己，制造了一系列冤案。

天启七年，因为冯铨入阁，阉党之间相互倾轧严重，于是选择了致士归家。崇祯二年，魏忠贤等阉党受罪，顾秉谦被贬为平民，寄居他乡而亡。

一家国企三十余年不变的教育情怀

近日，在2021年宝钢教育奖揭晓前夕，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中国宝武决定向宝钢教育基金再投入5000万元！至此，宝钢教育基金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亿元。

提到宝钢奖学金，高校师生不会感到陌生——那代表着一份金字塔尖的殊荣。宝钢教育奖始于1990年，至今已走过30余年，奖学基金由最初的200万元逐年上涨，如今已达亿元量级。然而，好事默默做了30多年，这项由大型国有企业独资设立的大型教育基金却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记者走进位于上海的宝钢教育基金会，一探究竟。

宝钢教育奖的缘起：

收下19元的心意，回报过亿元的基金

宝钢是我国改革开放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当时国力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国家毅然决定投资300亿元，从日本等国全套引进代表当时世界钢铁工业先进水平的装备、技术和管理，建设宝钢。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时，就是宝钢破土动工之日。

获得宝钢教育奖对高校师生来说，是一项殊荣。说起宝钢教育基金的缘起，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1984年3月，在宝钢人奋战拼搏、迎接宝钢“85·9”投产的关键时刻，江苏省泰县（今泰州市）寺巷中心小学三（1）班的学生们将拾旧卖废积攒下来的19.87元邮寄给宝钢，支援宝钢建设。他们在信中表达了美好的心愿：“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去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现在我们人虽小，但也要为振兴中华添砖加瓦。同学们决定拾废旧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祖国献上一颗火热的心。”

就是这19.87元，蕴含着人民支持宝钢建设的深情厚谊，成为宝钢实现钢铁强国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宝钢人回报社会的动力源泉。“人民建设了宝钢，宝钢要报效祖国！”原宝钢党委书记朱尔沛说。

1990年，正当宝钢二期工程即将完成、企业整体效益日益凸显之时，宝钢把支持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特殊位置，黎明、朱尔沛等宝钢时任领导倡议，决定设立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的“宝钢奖学金”，初始基金为200万元。首批奖学金奖励范围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全国14所高等院校，用以奖励优秀研究生、本科生，其中一等奖奖学金为1000元，是当时国内金额最高的奖学金之一。

当时，企业设立面向全国，跨行业、不定向的专项奖学金在国内尚属首次，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1994年，为贯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宝钢决定扩大设立宝钢教育基金，基金额增至3500万元，用于奖励高校优秀教师和学生，成为一个由国有企业出资设立、政府支持指导、高校参与实施、以奖励英才为目标的最大规模的公益性教育基金；

1999年，宝钢决定将基金总额增加到5000万元；

2005年5月，民政部批准设立宝钢教育基金会。同年9月，宝钢又对教育基金增资5000万元，使基金总额达到1亿元，成为由教育部主管、宝钢独家出资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2010年，对12所高校所涉及的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来内地、台湾地区来大陆的学生专门增设了“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

2014年11月，鉴于截至2013年末，直接用于宝钢教育奖奖金及颁奖费用8232.13万元，净资产尚有6402.50万元的情况，经报请国资委同意，时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乐江在宝钢教育基金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尽管宝钢面临严峻考验，但我们支持宝钢教育基金会的决心不变，并考虑分3年补充资金，为宝钢教育奖的运作和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19年，参加由教育部联合中央媒体等组织开展的一年一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活动，出资表彰年度楷模。

2020年，这一年也是宝钢教育奖设立30周年，494名学生获得年度宝钢优秀学生奖，其中，白羽等25名学生获得特等奖；252名教师获得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其中，复旦大学张文宏等9名教师获得特等奖，9名教师获得特等奖提名奖。

宝钢教育基金在重点奖教奖学的同时，还拓展了专项奖励与资助。例如，1994年起，在原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下，与中国教育报合作设立“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奖（后更名为“‘宝钢杯’全国杰出中小学中青年教师”）。这是最早的全国性教师奖励活动，也是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的最高级别的全国性教师奖励活动，迄今已举行了8届。这项活动由每省份各推选出一名教师参加评选，获得该荣誉的教师大多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在教育战线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来，该活动一直受到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领导的亲切关怀。每届评选活动均有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曾为第一届活动题词，并于1994年、1998年两度亲切接见获奖教师代表。

宝钢教育奖的评审学校和评审单位，从1990年的14所高校，到现在变成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75所评审学校、2家评审单位（中国冶金教育学会、上海教育委员会），涉及高校120余所。

30年来，全国共计120余所高校25322名师生获奖；30年间，宝钢教育基金在全国高校以及社会各界树立起良好形象，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分布面广、奖金总额多、荣誉度高、深受师生看重的全国性奖项之一。

宝钢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清华大学老校长张孝文曾说：“宝钢教育基金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发奋学习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宝钢教育奖的特点：

旗帜鲜明，标准透明，评审严明

“奖掖优秀人才，力行尊师重教，推动产学合作，支持教育发展。”这24个字，是宝钢教育基金坚持的宗旨。什么样的优秀人才可以获得这项殊荣？宝钢教育奖个性鲜明：

评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奖评选的不是锦上添花的“终身成就奖”，而是针对大学教育的特点和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工作中亟待加强的环节，在全面考核师德、教学和科研实绩的基础上，坚持“三个倾斜”——向一线教师倾斜、向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倾斜、向中青年教师倾斜。

比如，评选细则中有一个“硬杠杠”：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近3年须连续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每学年完成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授课64学时以上。评审着重鼓励那些在基础课教学中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并适当向中青年教师倾斜，这个导向深受各高校和师生的赞赏。优秀教师奖的获得者，都是高校教师中的骨干。他们的获奖，不仅仅是由于学术水平高或从事管理工作贡献大，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承担繁重的科研和管理工作、社会活动的同时，难能可贵地一直坚持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并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梳理历届获奖名单，获奖的教师遍及理、工、文、史、经、法、医、农、林、体、艺等各个学科，多数是从事基础课教学取得优异成绩又在科研、管理上有突出成就的优秀人才。周济院士、顾秉林院士、尹伟伦院士、严纯华院士等都曾经获得宝钢教育奖。声乐教育家郭淑珍教授、钢琴家周广仁教授、作曲家叶小刚教授等蜚声国内外的艺术家等也曾经是宝钢教育奖获得者。近10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先后成为院士的有郑泉水、柴立元、吴建平、赵东元、康振生、李建成、刘忠范、朱美芳等。

至于学生，奖项强调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突出创新精神，并聚焦在“五种能力”养成，包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能力、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一大批获得宝钢奖学金的学子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如1990年首届宝钢奖学金获得者复旦大学胡劲军，现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主任。

宝钢奖学金的评委团队之权威、评审过程之严格，在学界亦有口皆碑。

为了管好、用好基金，从最初领导运筹开始，就以高起点、高规格、高水平的标准，组建了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名誉会长由原国家教委分管领导、上海市分管科技文教卫生的副市长以及宝钢集团董事长担任，理事长由公司党委书记担任，名誉理事长由公司总经理担任。理事会顾问成员皆为我国教育界、科技界的大家，有曲钦岳、苏步青、李国豪、张光斗、罗国杰、季羡林、柯俊、钱令希、张钟俊、翁史烈、陶大镛、、谢希德、吴祖强、杨叔子、谷超豪、厉以宁、程耿东、尹伟伦、顾明远、杨福家、钟秉林、陈骏、黄达人等专家担任顾问。

据宝钢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回忆，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专家怀着积极推进教育事业、高度关心下一代成长的热情，指导和参与理事会的工作，他们坚持宝钢教育奖评选的特色和评审质量，对每个人、每份材料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审核，为树立宝钢教育奖的公平、公正和良好的声望及其权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年5月末6月初，启动年度宝钢教育奖的评审工作，由评审学校（单位）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个人申报、学校专家组评审和推荐，各奖项的候选人名单由秘书处提交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审，每年11月召开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会议，经评委会议审议和表决，最终产生年度宝钢教育奖各奖项名单。

宝钢教育基金的工作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评价。1999年，在宝钢教育基金设立10周年之际，教育部向宝钢赠送了贺匾，赞扬宝钢教育基金为“支教奖学榜样”。

宝钢教育奖的荣光：

获奖者走向卓越 产学研结出硕果

一个奖项的影响，关键是获奖者的水平和贡献。宝钢教育奖每年评颁一次，开展一系列富有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活动。一批批师生因优秀而荣获宝钢教育奖，又以获奖为动力，从优秀走向卓越，在各个领域成长成才，成就非凡人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有很多教师获奖后感到荣誉与责任同在，要加倍努力，回报祖国，贡献社会。他们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继续奋发努力，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教书育人成名师，有的管理创新出成果，在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物理研究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北京大学教授龚旗煌，在1999年获得优秀教师特等奖时表示：“我获得过海内外各种奖项，但此次获奖，与全国最优秀的国有大型企业连接在一起，其意义非同一般。今后我唯有记住宝钢人的真情和期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完成民族的重托。”2008年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在获得优秀教师特等奖后当即决定，捐出获得的10万元奖金，在学校设立“理学院学生创新基金”。2019年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感言：“感谢宝钢教育基金会对我的褒奖和鼓励，能够获得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这一殊荣，我深感荣幸。”

宝钢教育奖是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肯定和褒奖，获得宝钢教育奖在学生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分量和特别的荣耀。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在1999年获得宝钢教育奖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她说：“当我获知自己被授予宝钢奖的时候，心中那份激动不亚于获得世界冠军，这是对一名‘特殊’学生学习的肯定。我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同时扮演好棋手和学生的角色。”

宝钢在支持教育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形象吸引着优秀人才，已有数百名获奖者毕业后来到宝钢工作，充分发挥才智，为把宝钢建成世界一流企业贡献力量。现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郭斌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捐资助学，宝钢奖还特别注重产学研合作。师生们将宝钢教育奖形象地比作“催钢的烈焰”，他们把科研、管理课题瞄准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为科技创新助力。

宝钢与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例如，宝钢与东北大学开展科技合作项目250余项，这些科研项目绝大部分都取得成果并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其中，“宝钢生产系统的优化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宝钢高等级汽车板品种、生产及使用技术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冷连轧机轧制过程动态仿真及控制优化”项目年创经济效益6000多万元。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邹家祥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宝钢2030冷连轧机振动问题的研究”等10多项科研工作，不但解决了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

结合“十四五”规划，宝钢教育奖将在继续奖掖优秀人才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地搭建75所高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果推广转化的平台，“让涟漪不断扩大，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宝钢教育基金的标志是两枚生机盎然的绿叶，喻示着宝钢这片“绿叶”对祖国“根”深沉、深情的爱，也象征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宝钢厂区，有一片特殊的纪念林，一棵棵由当年荣获宝钢奖学金的莘莘学子栽下的小树苗，历经30余个春夏秋冬，已经茁壮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见证着一批批获奖师生的成长，也见证着宝钢教育基金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丹心赤诚30余年，宝钢教育奖用点滴善行点燃了25000多名师生心中的火焰，小小善举的涓涓细流，汇成英才辈出的江海。

《中国教育报》2021年11月26日第1版

作者：本报记者 唐琪 通讯员 周逸敏

高校开学季 | 十年开学典礼致辞的“变”与“不变”

央视网消息：9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2021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正是在战胜这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朽的生命力才得以彰显。”

每年金秋九月，各大高校的开学季都会与教师节“撞个满怀”。对新生来说，开学典礼是入学后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之一；对老师而言，这场演讲便是新学期为学子答疑解惑的“第一课”。即便在疫情较严重的2020年，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尽可能通过多种技术手段，保留了新生们入学的“仪式感”。

为了厘清不同年代下，学校对不同批次的青年有着怎样的建议和期望，我们搜集了历界开学典礼的校长致辞。但由于2021年仅有小部分高校完成了入学仪式，因此最终选择2010年（15篇）、2015年（31篇）以及2020年（34篇）等三届“双一流”高校开学典礼校长讲话的原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如部分开学典礼致辞分为本科和硕士，则以本科为主；未能查到演讲稿全文的不列入词频统计范围。

2010年：“90后”既要有“梦想”也要肩负“责任”

在统计十余年前有限的资料后我们发现，“梦想”是各高校校长在2010级新生入学典礼讲话中最常提及的词语之一。对于生长在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时代的“90后”新生群体，大学是他们追逐梦想、塑造人生的全新舞台。无数名正值青春的青年人，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奋斗，从实现“小我”出发，追求“大我”，真正做到承担社会“责任”。正如清华前校长顾秉林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所说：“高中时代，考入清华也许就是你们的梦想。现在，当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下一站的目标在哪里……选择清华，就是选择了一生的责任！”

2015年：“95后”要打破常规激发“创新”意识

201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致中国六亿网民的一封信》，称“中国互联网已全面进入Web2.0时代”，也就是说，2015年入学的“95后”新生正值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创新”时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徐惠彬也以“创新”为关键词贯穿了整场演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富有远见的智者和勇于创新的强者的时代……”同时，他也向新生解答明确“目标和方向”、学会“批判和尊重”、保持“和毅力”是实现“创新”的必经之路。2015年，更具体的“创新”精神大过了“梦想”，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肩负责任和使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2020年：疫情考验下“00后”更要有“家国情怀”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而这场抗疫斗争也正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社会课，给“00后”的新生群体带去了新的目标和挑战。“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在开学典礼讲话中再提蔡元培先生的话，希望新生们能“传承好北大的家国情怀，自觉把奋进的脚步与国家发展的脉搏、民族复兴的进程同频共振”。此外，各高校也从科技、农业、航天事业等多方面向“00后”新生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历程，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和社会环境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给予学生们更多的独立思考空间和成长空间，继续大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不变的期望：“德才兼备”与“体魄健全”并行

悉数十年开学典礼的关键词，不难发现学校虽然对不同时代的新生期望有所不同，但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主题。“能力”“思维”“学术”“品格”等素质的提升是高校对新生的基本要求；“成长”“担当”“面对”则是所有刚成年的同学们需要学会的事情；“优秀”“美好”“快乐”“健康”则是学校每年都会送出的祝福。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愿2021级新生珍惜短暂的校园时光，在大学期间收获知识、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图/文 徐也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