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解释(文强八字格局)

王耀武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重逢：咱俩七年前被假外交大臣骗了

#头条创作挑战赛#1957年10月后，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入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当时睡的是大通铺，沈醉旁边的是一个鼾声震天的大胖子，那就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蒋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

沈醉被雷鸣牛吼吵得一夜没睡，早上刚一迷糊，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喊“起床！起床！”

这个督促大家起床的，就是戴笠和沈醉共同的朋友王耀武，沈醉回忆：“我和王耀武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认识的，他当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担任上海附近罗店的防守任务。我当时是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组长，主要是在罗店、浏河地区活动，常去王耀武师部。后来我调军统局工作，他的官越当越大，每次去重庆见老蒋，戴笠总要请他吃饭，我也有机会和他往来。（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沈醉回忆录和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王耀武比沈醉早到功德林几个月（高级战犯大集中从1956年1月开始，直到1957年末才完成），但是到功德林的时间，却比文强晚了七年，他是1956年才到的功德林，他们在功德林重逢，二人都是目瞪口呆：王耀武以为文强在七年前就已经被释放，文强也以为王耀武因为有功，早就离开了“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

这里要解释一下，文强和王耀武被俘后所去的“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是要经过特殊句读才能理解真实含义：解放/军官/教导团，也就是被解放（俘虏）的蒋军军官学习改造的地方。

曾任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后，先从徐州坐火车送到山东潍坊，站在“解放军官教导团”门口迎接他的，就是曾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的王耀武。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 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

中将见中将，两眼泪汪汪。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的那幅对联，实际是王耀武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写的，电视剧里的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采访过很多特赦战犯，他记录的王耀武对联略有不同：“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

王耀武写这副对联的时候，用解放二字还是比较符合他所在“单位”的，王耀武之所以写这副对联，还跟文强的一番话有关——《特赦1959》中刘安国（文强的历史原型）一番话说晕王耀武，就是取材于此。

1949年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王耀武文强等十几个人被编为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在院子里可以随便活动，除了教导团提供的充足肉菜，还可以自己办伙食——不搜俘虏腰包是严格执行的纪律，他们随身携带的金条银圆钞票仍然可以用来购买烟酒食品。

高级组人员生活大半自理，文强负责做湖南菜，王耀武负责打水洗锅刷碗。有一天王耀武正在井边打水，眼见别无旁人，就悄悄问文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

文强说回答：“有反应，老蒋听见你的广播，当场把收音机砸了，骂你是软骨头！”

王耀武闻听此言，顿时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已经提到手的水桶“叭”地一声落到井底。

被文强一句话说得好几天精神萎靡不振，昏昏沉沉好几天后，忽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前面说的那一副对联挂在墙头，文强看了也不由一笑，跟着写了一首诗贴在墙报上（文强当时是学习组长，既管墙报又管文艺）：“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其实文强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期间，已经有所转变，但是因为脾气倔强而一直不肯低头——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叛变，在军统期间主要是跟日伪特务搏杀，后来在淮海战场还保护了七个突袭杜聿明指挥部而被捕的解放军武工队员，应该比别人早些释放：“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 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总理，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二十七号，二十七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总理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不但文强认为自己离开山东来到北京就会释放，连王耀武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都是被一个假“外交大臣”忽悠懵了。

这个假的“外交大臣”，不是我们的人，也不是老蒋那头的，甚至连战犯身份都是冒充的，但就是这个冒牌货，却把王耀武和文强都唬住了。

那个大忽悠自称叫张燕卿，有时候又自称谢介石，他说自己是伪满“外交大臣”，其实那厮就是一个徐州的江湖术士，瞅住解放军优待战犯的空子，自称漏网之鱼，前来自首报到，终于吃上了每顿荤素搭配的三菜一汤。

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吃得有多好，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有记录：“十六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

王耀武是个聪明的老实人，对这个“会测字算命”的“外交大臣”钦佩不已，还将其介绍给了文强。

估计那个化名张燕卿、谢介石的家伙活到现在，也能用空盆变蛇忽悠一大帮富豪和明星拜他为师。在王耀武毕恭毕敬的邀请下，他迈着八字步走到文强面前察言观色一番之后，让文强朝东走十步。

文强十步走完，还来不及掉头，那人已飞奔上前，双手抱拳恭贺：“将军驿马已动，红运当头，不出十日，必有喜讯，可贺可贺。”

文强果然在第八天头上离开山东前往北京，王耀武真以为文强到了北京就会被释放，对谢介石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当成了“活神仙”。

直到第七年头上，也就是1956，王耀武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两人才大吃一惊：“你也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

王耀武目瞪口呆，文强啼笑皆非：咱俩被那个假“外交大臣”骗了七年！

文强和王耀武都不是一般人，一个是在军统就授衔中将的超级特工，一个是蒋军中有名的聪明人，他们怎么会被一个骗饭吃的江湖术士忽悠得七年后才恍然大悟？

我们细看史料才发现，那个断言文强十日内获释的家伙，既不是张燕卿，也不是谢介石：1935年曾任伪“外交部大臣”的张燕卿，在鬼子投降后就跑去了东京，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在1946年返回家乡后，还到过东京照顾过张燕卿；谢介石当过伊藤博文的翻译，原本是日本籍，他确实在1931年当过伪满首任“外交部总长”，但是他在1949年被释放后一直住在沈阳，直到1954年病死。这两个人都不可能跑到山东区忽悠王耀武和文强。

江湖骗子都会察言观色，肯定是打听到了文强经历和关系都很复杂，认为文强不会关押太久——有时候骗子的综合分析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样一想，咱们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骗子断言文强会提前释放？文强究竟有什么底气，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早出去？

文强：38岁成军统中将，被俘后帮功德林制定监狱管理规定

1949年4月24日，我军设在济南的战犯管理所，发生了一件令战俘们心惊胆战的事。

一位瘦瘦高高的战俘，写了一首“反诗”贴在墙报黑板上，讽刺解放南京之战。原文如下：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子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当时被俘的军官都是有文化的，一看诗这么写，都劝瘦高战俘说，你这首反诗公然对抗，赶快撕了。

那人却漠然视之。这个如此硬气的瘦高战俘，就是曾任军徐州“剿总”前方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

一、早年意外

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与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高级将领差不多同一年龄段，黄埔四期生。与101、张灵甫、谢晋元等大名鼎鼎的国共将帅是同期同学。

文强的经历，说起来颇有传奇性。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早年与、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领袖是好友，从小就接触进步革命思想。1925年，在黄埔军校就读的文强加入，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

那个时候国共正处于第一次合作期间，许多党员都跨党，文强同时在元老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了。

1926年发动清党，迫使许多员退出。文强当时很有信念，不退出，而是退出了。

此后文强一直在为工作，1930年一度做到了川东特委书记，他工作十分努力，但1931年他被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错误地批评，年轻气盛的文强不服，与妻子周敦琬到上海，想找周恩来申诉。不料当时党在上海的组织，被大叛徒顾顺章破坏殆尽，周恩来已经返回江西中央苏区。

文强四处找不到党的组织，被迫逃回老家，当起了报纸编辑。四川省委宣布开除文强的党籍。

1935年，文强因为在报纸上批评湖南军阀何键，遭到何键搜捕，文强四处逃亡，后经黄埔同学介绍，再次加入军统，并得到戴笠的赏识。辗转多年，文强居然不知不觉上了贼船，当上了正派人士最为鄙夷的特务。

文强的经历，代表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革命志士的状态。掀起猖狂的政治“围剿”，许多党的高级领导都被逮捕、杀害，新主义革命暂时进入低潮，许多年轻人一时走了错路，并不代表这个人理想信念不行。

文强虽然投身军统，后来还当了高官，但其所作所为，并不像戴笠、毛人凤等特务头子那样歹毒险恶。

二、身在军统，不告黑状

大概自幼教育水平很好，文强保持了早期革命志士的气节，没有沾染太多后来的气、江湖气。

戴笠为人，众所周知，极具江湖气与痞气，怎么能看上戴笠呢？

一来，文强的资格相对较老，与他同期的101、袁国平等人在已经成为分量很重的红军军官，文强又曾做到川东特委书记，非一般党员可比。

二来，文强接触到的人物都很敏感，周恩来、邵力子两位在各自党内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戴笠在军统早期时并不像后来呼风唤雨，需要政治上的助力，文强的政治资源很有潜力。

所以，戴笠对文强青眼有加，一入军统，就提拔他当了中校。

入军统后，文强没有走、打闷棍、人身监视控制和告黑状那条最肮脏的线，而是一直在做和军事、战争有关的事。

1936年秋,文强在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

文强文化程度高，看问题有高度有深度，这个活计干了几年，他竟然有了自己的心得，对日本的情况很有自己的看法，并得出结论：日本不仅要吞并满蒙、侵占中国大陆，还将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那个时候二战刚刚爆发，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德意法西斯，至于日本，充其量不过是田中义一的那一套，顶多和苏联在远东有一些矛盾，怎么会和美国开战呢？

文强分析得出的结论，上报到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对文强惊世骇俗的结论，也没有引起真正重视。

等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文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收集日军情报、策反伪军军官以及组织抗日武装等工作。豫湘桂战役期间，文强率领2000多军统人员，负责炸毁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

对比军千里大溃败，文强这一手确实玩得不错。正因如此，1945年戴笠提拔文强为北方区区长，统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察哈尔等广大省区的军统工作，晋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才38岁。

军统内不乏刺杀高手，也不缺善于打探情报的大特务，更有不少毛人凤、唐纵、郑介民这种背靠政治大佬的内斗专家，唯独缺得是文强这种善于组织、能干实事的人才。所以他38岁升到中将，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三、徐州被俘

文强有本事，有眼界，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政治呆子。他在军统期间虽然拒绝过周恩来劝他重回，但对国共两党的命运，他看得很清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

1946年文强就已预感到暮气沉沉，直接原因就是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斗争的乱象。

戴笠飞机失事，事发突然，身后没有一个副手性质的预备人选，所以郑介民、毛人凤、唐纵都想争夺一把手的位置。三个人都争相抢占军统人马，文强位高权重，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实力派，所以三人都想拉拢他。

国共对峙对抗大局之下，这些军统大佬不思济时救世，却为了一个军统长官的位置争得你死我活，文强感到非常寒心，不想在这个王八坑里蹚混水，转而想进入军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948年8月，文强再次借助程潜的关系，调到湖南绥靖公署，当了个中将处长。当年9月，文强受好友杜聿明邀请，到徐州“剿总”当了个副参谋长。

杜聿明是文强的学长，两人长期以来交集不多，为什么却有好友之情呢？这也要从文强独特务实的作风说起。

原来日本投降以后,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挑中组织能力很强的文强出任办事处处长。而杜聿明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率军在东北进攻林陈罗高等人率领的东北联军。两人在任职系统上虽然跨界，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彼此感觉都不错，合得来，务实的作风很相近，两人关系就越来越好。尤其是文强不像其他军统大官，不搞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告黑状，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可交。

所以，淮海战役打响后，杜聿明急于给自己的前方指挥所（实际负责军在徐州战场的全面指挥）组起来一套指挥班子，杜聿明第一时间就想起来文强。

文强一口应承，来到徐州。谁知这里成了他在军生涯的最后一站。

1948年12月，杜聿明所率三十余万的军，被包围于陈官庄一带。经过近一个月的包围，上至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统军大将，下至士兵，都已丧失了抵抗勇气。

某一日，军意外抓获七名解放军武工队成员。杜聿明正在郁闷之中，心情复杂，接到报告，直接下令就地枪毙。文强那时已经预感到不好突围，想积点阴德，想方设法瞒着杜聿明，偷偷把七名武工队成员全都放走。办这件事的官兵，也没有传扬出去，毕竟生死关头，谁也不想枉杀人命。

杜聿明被俘后，有人就指认他无辜杀害武工队员。文强急忙出来辩解，说这七个人都没杀，放走了云云。审查人员根据线索追查，果然找到了这七个人。杜聿明1959年特赦时，感激地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1月9日，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李弥兵团一触即溃，李、杜等人各自逃亡。杜聿明带着几个卫士也跑了，指挥所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怎么办，都在包围圈中来回乱跑。四面都是炮，又是解放军士兵来回穿插，根本跑不出去。

文强带着部分卫士向陈官庄东南跑，在一处小河边再也走不了了，于是就地停下。当夜再无走动，第二天拂晓，一群解放军士兵冲过来，大喊缴枪不杀。文强等人乖乖举起手来，一枪未放就当了解放军俘虏。

当时，军的轰炸机仍然在陈官庄上空盘旋，不时丢下炸弹，仿佛在为杜聿明、文强这些高官们作最后送别。文强后来在狱中想起此事，犹自不免伤感。

文强是高级将官，瞒不住身份，先后被送到山东益都和济南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拿他们当战俘看待，而是像普通士兵一样，当成身份上刚刚解放、思想上正待改造的人员，去接受各种思想改造。

文强一时间并不能适应这种剧烈的身份变化，以及阶下囚的现实，思想上不免愤激。所以对的失败有所不甘，对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也难免酸味十足。

所以，如本文开头所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身在济南的文强听到消息，痛感日落西山，思想上还没转变过来、仍以孤臣遗老自居的他，便写出那首“反诗”。不仅写出来，他还像古代不平则鸣的文人士子一样，把诗贴在墙报黑板上，宣泄于众。

王耀武当时也被关押在济南，看到文强写这首诗，不免大吃一惊，对文强说：“你这是反诗，千万不能贴出来，赶快去撕了。”

文强漠然道：“一个痛字，表示我对失败的哀悼，一个雄字，表明我对胜利的喜悦。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如果这是反诗，那你叫把我枪毙算了。”

出乎王耀武和其他战俘的意料，这首诗在墙报上贴了七天之久，既没有人去撕掉，也没有人来找文强的茬。已定，并不会因为几句牢骚话去惩罚他。这是胜利者应有的大气心胸。

四、教解放军干部管监狱

1950年春，文强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聿明、黄维等人再次会面。

一进功德林，被分到甲字胡同，文强心中一惊。他见过世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想起1949年初发布的战犯名单，本能地认为，甲字代表着第一、最高、最严重，就像盟军审判日本战犯时，甲级战犯是最严重、罪不可赦的头号派，下场似乎只有一个字：死。

带有传统文人性格的人，大多有一个特征，吃软不吃硬。越是境遇不好，越是硬顶，除死方休。

管理干部让这些高官们写悔过书，许多人都写了，悔过得痛哭流涕。文强却截然相反。

文强想，他的历史太复杂，是背叛过的人，又参加过最痛恨的军统，肯定不太好获得原谅。加上他性格中有一股执拗强悍之气，因此一直拒绝写悔过书。

其中有一段被人广为流传而不知真假的话，说文强顶撞管理干部，言之凿凿地说：“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算是我同乡,101是我同学,这么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所谓表哥，是指文强与母亲文七妹是族侄。朱德上级一说，是指30年代初朱德曾负责过四川省委的工作，文强在四川省委领导之下工作。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勉强能算作文强的老师。至是同乡，不过是附会，湖南之大，湖南人之多，并非每个湖南人都要对文强这个老乡负什么责任。

不过类似传言，确实反映出文强最初是抵制管教的，这是他后来一再被推迟特赦的原因之一。

他思想上顽固，管理方却一直充满耐心和人文关怀。

文强本来又高又瘦，脖子尤其细而长。但进了功德林后，脖子却越来越粗。脖子两侧的血管上，长了一个又一个疙瘩，越来越疼。管理所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检查，原来是淋巴腺结核。于是赶紧手术，把这些淋巴腺割了。又发现他易感染，也把扁桃体也割了。

后来他恢复得很好，健康如初。加上管理教育生活相对平稳，再也没有犯什么病。文强对杜聿明等人说，我这是因祸得福。

其实许多将领，被俘前都有些疾病。像年纪比较大的川军系老将王陵基、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等，多上戎马生涯，身体早就消耗得千疮百孔。进了功德林，生活平静下来，不用四处奔波，很多劳累病自然而然地好了起来。

对他们来说，人生仿佛一个“悖论”，辛苦奔忙的时候，得不到什么休养，辛苦似乎也没有意义。沦为阶下囚时，却得到了人文关怀，一举一动都被管理干部逼着去寻找意义。究竟哪种生活是有意义的呢？在迷惘和思考中，这些曾经的高官显贵，逐渐完成了转化。

文强起初不愿意提到他的军统经历，但管理所早就知道他这段经历。

有一天，一个大胡子的解放军干部，来请教文强怎么管理监狱。刚刚取得胜利的，确实没有监狱管理经验。所以来问问一个老军统，理所当然。

文强仿佛被揭了逆鳞，既不想提起自己的暗黑往事，也不想说这个说多了，再引发的厌恶。

但那位大胡子干部确实是诚心诚意来请教的，还拿着小本子，时刻准备记他说的话。文强不好意思拒绝，便大致说了几点。

第一，犯人之间不得互相谩骂，违者扣饭数天。

第二，犯人不得斗殴，违者罚款若干。

第三，给犯人找事做，让他们在狱中学习一技之长，比如缝纫、木工、粉刷之类。

第四，找好囚头，让犯人管理犯人。

等等。

这些经验之谈，既有军统当年从西方学来的办法，也有总结中国古代刑狱的办法。

文强想，我也就这么一说，你们随意。可是没过几天，他惊人地发现，管理所贴出来一张管理规定，居然和他说的基本一致。

只不过，把违者扣饭、罚款等字眼，改成了违者写思想检讨。

而且，管理所很快出现了缝纫机、木匠工具、石磨、制造棕绳的木架子等等。

文强由衷地感到，果然是管思想的行家。他的思想，也在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和检讨中，慢慢转化过来。

许多战犯都打趣文强说，你的办法好，让我们变成了小裁缝、小匠人。

杜聿明后来学会了缝纫技术和木工技术，他能自己缝补皮袍子，而且堪称天衣无缝。功德林里的木工活，也数他干得最好。院子里的葡萄架都是他做出来的，而且上上下下上百个部件，竟然全都是卯榫结构，一个钉子都没用。

老牌军统沈醉迷上了剃头，刚开始手艺不好，把人的头皮都刮出血来。后来他痛下决心苦练，居然成了功德林里的“一把刀”，连管理干部都找他理发。

1959年12月，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等人被特赦。文强虽不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之中，但他由衷地赞扬的管教和特赦政策。还写了一首古体诗，充满希望地写道“再见,依依话久违”。

因为种种原因，文强接连错过了1960年到1966年的五批特赦。直到1975年3月，人民政府宣布全部赦免在押将领，文强才终于结束了二十六年的狱中生涯。

特赦之日,文强热泪长流，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文强被特赦后，人民政府随其选择，愿意留在大陆就留，愿意去台湾也悉听其便。文强早已习惯了和众多军老同事们在北京相伴，他选择和杜聿明等人一样，定居在北京。

留下来也不是白吃白拿，文强和许多老人一样，选择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撰写对统治旧事的回忆。他文采斐然，记忆清晰，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回忆，成为研究史的一手佐证资料。

和杜聿明等人一样，文强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念念不忘。

他当年的黄埔同学，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寓居海外。文强不忘旧日情谊，利用自己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的身份,以及当年在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呼吁他们为促进两岸统一出力。

文强先后写信给陈立夫、蒋纬国等人，请他们一定要敦念当年的革命情怀，在垂暮之年做些明白事，早日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