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实味八字)

王实味被枪决之后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为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集团成员，特务，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于1947年1月，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王实味被处决后的第二年，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但此前经历却给康生留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当时年少的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主义、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们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这期间，王实味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王在北大时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久已向往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刘萤已是孕妇，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且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经过商量，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1938年7月，日寇大举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同学余书云转给她（省立四师也在桃园），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辰溪，此时，刘萤想去延安，结果延安没去成，而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友人来信要刘萤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刘萤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们只好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刘萤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因为王实味已于1947年1月枪决，这事没有任何人转告他的家属，刘萤当然一无所知。

长沙解放后，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脑子里萦绕疑团：实味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回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人有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萤去了东北。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之后，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王实味是暗藏的的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她只觉得头顶轰的一声，天旋地转之后，顿时昏倒，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当时她已经72岁了，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集团成员；特务；还是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两个“凡是”。刘萤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于是她开始为王实味清白奔走呼号！十多年来，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期间她感受到了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以“同志”相称，这使刘萤终于得到了安然和慰藉。

两段回忆中的青年王实味

文：杨峰

王实味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党史都绕不开的人物。他自认是“忠孝难两全”的孝子，他从1921年考取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起，就一直是家乡的骄傲。

在众多的王实味资料中，我一直很喜欢其中的两篇。这两个回忆片段中的青年王实味，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一

王实味在开封“预校”勤奋读书，因为很少参与学校的文艺活动，被同学送绰号“老先儿派”。不幸的是，1923年3月“预校”停办，原定五年制的学业戛然而止。同年4月，在河南邮政管理局招考邮务生考试中，王实味以第一名被录取。在这时，他认识了同龄的舞阳人孟昭瓒。孟年间曾任河南省政府财政厅长，1949年去了台湾，后来以《往事·故人——我和王实味》为题，回忆了20年代他与王实味在南京城墙上的一段“月夜长谈”：

王实味和我，虽然不敢说是少有大志，可以说都是自命不凡，因为我们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登上城墙，欣赏一些风景之后，他首先开口讲：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土地，象我们潢川、商城、光山等南五县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也可以说是农奴。因为他们对于地方，应服一切的劳役。地主们遇婚丧事故，他们必须任听呼唤，而且每年4节，又必须送重礼。但是他们平时的收入，仅可糊口，象这种情形公平么？这种制度还应当存在么？”

“帝国主义也需要打倒！”他接着说：“因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明争暗斗的，争夺我们的土地和资源，若不打倒，将来可能会遭到瓜分之祸！”

……

我们的谈话顿了一个时刻，因为这时候的中秋夜景，实在太美丽，不欣赏太可惜了！但是，实味好象是唯恐所谈的话题中断，所以随后又说：

“刚才谈到中国的病患，不过是几个大的例子，实际上问题太多了！不是仅凭你我两个人奋斗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我的意见是必须有一个组织，而且是现成的组织，因为由我俩发起组织，新起炉灶，时间已来不及了！”我听到这话之后，也是迫不及待地问他：“这个组织必须是个大组织，大的组织就是政党。现在的政党有、，你以为应参加哪个政党？”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他很坚定地回答我。“因为是国际性的，现在的策略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除贫富阶级，并且土地国有，地主阶级也就不能存在，它的目的是无国界、无种族的差别，肤色的轻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世界，还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么？”

“你说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说的大同世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可能几百年，也可能永远达不到！我的意见是做任何一件事，必须有步骤，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欲速则不达，所以我很赞成中山先生的由军政、训政、而宪政，把中国建立成自由、富强康乐的国家之后，再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世界大同之路，中国现在是一个病夫，即贫又弱，如何可能跟人家携手谈平等？况且，一个国家要想领导世界，都有他号召的方法，象英、美、法诸国，所谈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骨子里还不是帝国主义？苏俄现在是这样号召，将来如何能保证它不走向新型的帝国主义？”我含有反驳意思的回答。

“中山先生的三义，就是主义！”他继续辩论着说：“中山先生为什么让参加？为什么请鲍罗庭先生作顾问，采用的方法，改组，的改组完全是抄袭，不过是学的不彻底，而且中山先生遗嘱上所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指的就是俄国。”

“中山先生虽然说过主义就是主义，不过，我读过三义的全书，前后对照，绝不相同。而且容共与参加不同，中山先生若是赞成，为何不将改为中国，而他担任主席？中国所有的政治家，我最佩服的就是中山先生，他有学问、见解、魄力，而且有计划、不自私、不争权夺利。他若有权利的观念，为什么民初把总统的位置，一句话让给袁世凯？所以我想中山先生领导的党是正路。”我继续地解释。

……

他最后说：“叔玉哥！你的思想上有一个阴影，所以我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同意。不过，有一句话，我想你不会反对的，就是我们为真理，应当努力奋斗，牺牲一切地追求它！”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南门，时间已经很晚了，赶紧下城雇黄包车回家。从此以后实味、梁夔和我，每天仍然是谈笑自若，经济上仍然不分，很快乐地过着。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不再谈政治。

……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久，孟到英国留学，王实味与孟昭瓒这对好朋友“音信从此断绝”，绝无悬念。这可以说从月夜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了。

二

1925年夏，王实味在攒了一笔钱后，从邮局辞职，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录取，1926年1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并认识了文科预科的李芬。1927年春，北大党支部书记段纯粗暴地批评了王实味对李芬的追求。同年，因积蓄的学费用尽，家中又无力资助，王实味离开北大，到南京谋职。1929年春，在南京与刘莹再次相遇，二人开始恋爱。

刘莹在王实味冤案平反后，深情地写下《沉痛的诉说 无限的思念》。这为我们今天，了解青年时代的王实味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孟君说：“王实味在北大时虽遭段纯打击，但他始终是一心向着的，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

（王实味）在驻马店邮局工作了一年，节衣缩食每月存20元在邮局。他每月只有30元工资，还要寄4元汇父亲，剩下的6元才是自己的生活费。当然他父亲不要他寄钱去，但他总是按月寄去。实味自幼孝敬双亲，对同胞手足十分友爱，在做人的道德上，他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

我与实味进行了笫一次谈话。我们谈了很多：谈到李芬的牺牲时，他的目光骤然变了，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说听到李芬被害的消息，心中无比悲愤。一方面痛失一位心中十分崇拜的好同志，另一方面又切齿愤恨的残暴，恨不得亲自去跟他们拼，恨不得马上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但是心中又有矛盾，老父和一家人的生活太艰难，只想先挣一笔钱寄给父亲养老，以尽儿子的义务，然后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

……

有一次实味刚得到了30元钱稿费，回到家里马上派用场，拿出一些钱催我马上去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等我走后他就去还房东的租金。因为他觉得交房租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离家时没有锁门。可是交完租金后回到家推开房门一看，他愣住了，只见屋内有一个人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竟敢行窃！实味气极了，怒目而视地将这个人拦住了。只见这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他说自己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被迫做这种事，是头一回行窃。他是个修鞋的，生意不好，不巧儿子又生了重病，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实味心想你骗我是不行的，于是跟着这人一起去他家中核实情况。果然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高烧不退，病得很痛苦。孩子的妈妈在哭泣。家中破破烂烂的，情况很是凄凉。实味心中的气愤此时荡然无存，只觉得这一家也实在可怜。便倾囊将口袋里剩下的10多元钱全给了这个鞋匠，让赶快救孩子。

……

从东北回来时攒了一些钱，再加上译书所得的稿费，到1932年夏天我们已有存款450多元（银元）。于是实味决定回河南老家一趟，将这笔钱送给父亲作养老费，以了却自己的夙愿，以便此后一心为党工作。

……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热浪席卷全国，我和实味一致认为我们应马上到延安去。

……

商量的结果，决定让实味先去延安，而我则暂回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又有较好的休息条件，等身体恢复后我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实味送我们到郑州，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而实味则于1937年10月去了延安。

刘莹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忠孝难两全”中，王实味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善良的、革命的王实味。1938年10月，长沙沦陷，王实味与刘莹此一别却成为永恒。

与中央研究院，闻知王实味被杀后大为震怒

文/孙国林

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时期我党创建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马列研究院。马列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三所学校都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人才的，但培养目标、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有区别。对这三所学院，倾注了许多心血，关心和指导它们的发展。

和马克思同天生日的马列学院

马列学院，全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这一天，正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学院选在这一天成立，其含义是很明显的。它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其目的在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根据的意见，决定了学院的领导干部。院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但因为他身居要职，工作太忙，便提出由他人担此重任。说：忙是实情，大家都忙，那就给你找一个副手。于是，调来学者王学文任副院长，主持学院的日常工作。

马列学院的教师怎样解决呢？提出：一人多用，兼职为主。延安的学者、专家，各校公用，都可聘请来讲课。根据的指示精神，后来，学院的哲学课由艾思奇主讲，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主讲，中国革命史由杨松主讲，西方革命史由陈昌浩主讲，联史由吴亮平主讲。这些教师都是延安不同学术领域的顶级专家，即使在全国范围也是数得着的。、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来讲课或作报告。

根据的指示，学院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对此书的编写很重视，后来每见到范文澜都要询问进展情况。因为资料所限，费时较长，一直到中央研究院时期才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对范文澜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学院的工作，指出：学院除了培养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理论干部，要重视教学外，还要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于是，学院设立了编译部，部主任由洛甫兼任，抽调了许多翻译水平较高的人员来工作。主要成员有：何锡林、柯柏年、王实味、王学文、吴亮平、张仲实、陈伯达、朱仲芷、陈洁、邓止戈等。这是党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

翻译编辑哪些书呢？经请示，的意见是主要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宣言》《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通讯选集》等12种。《列宁选集》包括：《社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20种。还陆续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概论》《论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等著作。

这些马列著作，先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不仅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发行，而且还在大后方的重庆和沦陷区的上海等地发行，受到革命者的欢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书还在出版发行。高兴地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

短暂的马列研究院

马列研究院，1941年7月成立。它是响应提出的加强对马列主义认真研究的号召，由马列学院改组而成的。

当时，许多干部和学校的教学中，对待马列主义存在教条主义的毛病，不懂得认真研究和掌握它的本质、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注重和背诵它的词句。马列学院最年轻的学员田家英，当时只有19岁，记忆好，又聪明，能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并不理解，更不知如何运用。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对立和区别。他在报告中，深刻批判了学习马列主义中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明确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把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和党性问题联系起来，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同时，提出了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一）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个报告对于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也促成了马列研究院的诞生。

根据的报告精神和马列学院的教学现状，7月，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中旬，在延安兰家坪，举行了马列研究院成立典礼。、洛甫、凯丰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马列研究院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进行教学和研究。

马列研究院办学时间不长，业绩也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没有达到办院的预期目的。于是，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一所更大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编辑的两部书籍

中央研究院，1941年9月8日成立，其前身是马列研究院。

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布由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要求加强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反对不顾实际，只记条文，脱离中国实际的恶劣学风。8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的教育方针问题。指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没有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理论。要对干部教育来一个大的改造，并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改造教育问题，并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后来，中央又发布洛甫起草、修改的《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

9月8日，出席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明确“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决定，研究院的院长仍由洛甫兼，副院长范文澜。

关于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设置，中央授权洛甫负责规划。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所有研究室对所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经反复研究和中央批准，全院设立了9个研究室，室主任由党内专家担任，直接指导研究工作。历史研究室具体任务是编写提议的《中国通史》，最终编成《中国通史简编》。在的关心下，文化思想研究室编成的《马恩列斯思想方》一书，后来被定为整风运动中的“干部必读”书目之一。

关于指导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一书，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道：1942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到会者约20人。中央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副主任陈伯达，以及张仲实、柯柏年、李又常、曾彦修等10人都参加了。说：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编一本书，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他把编书的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并要政治研究室参加。开完会即离开，其他人对此事进行讨论。中午，留大家在杨家岭吃饭，坐满了两桌。之后，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立即行动，找资料、搞摘编、加题目、分类别、排次序，艾思奇负责汇总后，再送给审定。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对编排的次序，有的又做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对全书的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改了哪些，哪些是加上去的，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章节标题都是经过审定或修改的。可以说，这些题目，就是当时要我们学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要点。审查、修改后，全书最后定稿为4章：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第二章《理论与实践》，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依然一再出版，受到广大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欢迎。

整风开始以后，中央研究院的机构又作了调整，编译部撤销，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基本停止。发现后，觉得这是一个损失。为此，1942年9月15日他写信给凯丰，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部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3年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成为党校的第三部。

中研院发生的两件大事

整风开始以后，延安出现两件大事，都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有密切关系，一是王实味问题，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它们都引起的关注。

先谈第一件事——王实味问题。在1942年延安全党整风运动中，最有名的人物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整风开始前，延安已存在极端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这种思潮的代表。1942年3月13日，他在《解放日报·文艺》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说延安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这与前方的流血牺牲极不协调；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平等，“到处乌鸦一般黑”；说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要做硬骨头，在整风中向领导开火。

◆王实味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中宣部副部长、中研院临时总负责人罗迈（即李维汉，因洛甫带农村调查团离开延安，中央决定罗迈负责该院工作）讲了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意义和方法。并说，院长、秘书长和各研究室主任，是检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当即带头反对，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割大尾巴”，这样组成的检查委员会不，应该自由选举。当场许多人附和王实味，第一次整风动员会就这样被搅乱了。罗迈还说，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应该写真名，批评应是坦率和诚实的。对此，王实味也反对，主张文章也可以不署真名。接着，王实味写了几篇文章，贴在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号上。他在这些文章中说：要“绝对”，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那些“比猪还蠢的领导”。“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这些错误言论在一部分青年研究人员中引起共鸣。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那里，王实味引起他的关注。《矢与的》墙报设在院内一个大房间里，但引来不少院外人观看。有些党的领导人也来看墙报。王震看后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真是岂有此理！”贺龙看了说：“我带兵打仗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而你们却骂党，骂延安，再这样搞下去，我要班师回朝了！”他向汇报后，在4月初的一天晚上，由警卫员陪同，提灯来院看墙报。当时一些人误认为这表明支持墙报上的观点。但他们不知道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思想斗争有了目标，我们也是有的放矢嘛！”后来，研究院有一些人还将《矢与的》的稿子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的闹市区，轰动了整个延安，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观看。王实味这一闹，便成了全延安上下关注的“著名人物”。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很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当是严正的，诚恳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对团结不利。

为帮助被批判的王实味，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部分（这是延安第一次正式传达《讲话》）;这时对王实味的批判还是以“同志”相称。6月1日，有人揭发了王实味历史上与托派有联系，平时讲过一些同情托派的话之后，在康生的“指导”下，批判会骤然升温，直称王为托派分子、敌人、分子等。批判也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组织问题。

◆作整风报告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旧址。

对于这次座谈会，王实味是抵触的。院领导为了帮助他认识错误，找他谈话8次，转达大家的意见，但他都断然拒绝。党委又派出5个人，经常找他谈话，他仍不认错。范文澜找他谈话3次，依然无效。胡乔木找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向他传达对他的批评和希望。信中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不允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结束，罗迈和范文澜都讲了话。他们指出：王实味“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有立场，活动，是个两面派。从此，对王实味的批判中就不再称他为“同志”。

对于王实味的有碍同心同德、共同抗日的言论，难以容忍，他多次谈到王实味。1942年5月28日，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说：最近一些文艺作品出现一些问题，但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人们严厉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却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同，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可见听信了康生报告，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作了误判。这期间，觉得与交谊不错的萧军，受人之托，去见，希望对王实味从轻发落。以礼相待，但断然拒绝了萧的求情。他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的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特务问题嫌疑。1945年2月，对中央党校学员讲话时，说: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这里是天堂。实际这里有很多缺点。幻想成了失望，果然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把这个问题讲通。4月24日，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和“结论”中说：“整风时有一个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中央研究院出了墙报，也受到一些人欢迎，很多人去看，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说边区没有韩荆州。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后来，我们用整风和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野百合花》”。

结果，由于康生的插手和提供伪证，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奸细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关押在中央社会部，采用“逼供信”办法继续审讯。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王实味被押解转移。到达山西兴县时，战事更紧，经康生批准，7月1日夜，王被秘密处死。闻知后震怒，拍案怒言：还我王实味！后来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中，说:“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但他还会写文章。”1991年2月，王实味托派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1942年在延安作报告。

再说第二件事，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关系。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1年下半年起，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以通信或约谈的方式，了解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调查对象包括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又是作家；其妻草明是该室特别研究员，也是作家。他们关心延安文艺的发展，曾给写信反映了一些文艺界的情况。1942年4月9日，复信欧阳山：“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草明同志偕来。”当天，他们夫妇来到处谈话。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4月13日，又给他们去信：要求就文艺方针诸问题，代他搜集“反面的意见”。欧阳山夫妇将搜集到的意见及报刊有关资料，整理后交上去。很满意。

4月17日，又致信欧阳山、草明：“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方面都全盘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后来，欧阳山组织文艺研究室的同志们，翻阅中外报刊，编了一份中外文艺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送给参考。这对构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极为有益。座谈会召开时，邀请文艺室的七八位同志出席。文艺研究室为文艺座谈会和《讲话》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欧阳山在5月间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却是连篇累牍地谈各国名家关于“文艺”的定义，严重脱离延安文艺的实际，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在《讲话》中提到了：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如果按照教科书中关于文艺的定义，来规定今天的文艺方向，评判今天发生的争论，这是不正确的。文艺座谈会之后，欧阳山深入工农兵生活，写出《活在新社会里》《高干大》等小说，受到的热情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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