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夫妻(潘汉年八字)

82年潘汉年夫妇得以平反，次年骨灰从长沙移送到北京，合葬八宝山

1939年春天，中央成立一个新部门：中央宣传部，由他出任副部长一职，主要负责组建华南地区情报局，统一上海、香港及澳门等地情报工作。

他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听从组织指示，组成上海情报站，派遣成员以各种方式悄悄潜入日本特务机关等组织内，逐步展开情报工作。

同年，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情报站和延安方面建立秘密电台。但凡发往延安的电报，均用“小开”当作名字。

两年后，他凭借机智巧妙的方式，为谋取近百份颇有价值的情报，发往延安及华中局等处，使得新四军主力部队得以在日军一次次“扫荡”中顺利及时转移，有效保存我军实力。

可一次次“扑空”，到底还是触动日军心中那根怀疑的“心弦”，他们渐渐意识到，可能是他们的“扫荡”消息提前泄露，才导致行动屡屡失败。故而日军派出大量“情报专家”和宪兵特务，深入上海市区，一片一片仔细搜查电台。

某一回，日军正在大街上巡查，突然发现某药铺房顶存在电台信号。而这个电台，就是他于前一年特地设置在此处的秘密电台。

巧合的是，日军发现此部电台踪迹之时，他正在该药铺“工作”，不仅通过望远镜实时发现日军那辆带有天线的吉普车，而且反应迅速地叫来同伴，把发报机和天线尽数藏到墙壁夹缝里，又在墙体表面仔细糊上报纸遮掩，最后将一个面包烤炉搬到隐藏电台的墙下放置。

所有工作惊险完成，前来搜查的日军也冲进药店。那些日军无视他们的存在，直接闯入屋内翻箱倒柜找了起来。他看着日军行动，未加阻拦，面上从容地继续蹲回面包机前烤面包，又向某个懂几句中文的日军军官说：“您如是喜欢法兰西面包，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保证热情款待您。”

话罢，即递上提前准备好的面包，请日军品尝。

面包的香味慢慢飘散，果然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领头的军官咬了几口，示意手下人草草搜查一遍，觉得没什么，便拿着面包走了。

第二天晚上，那领头日军军官再度敲响药铺大门，说要再来尝尝他烤的面包，他如先前所言，当真热情款待军官，并从军官口中套到很多有用信息。他告诉军官：“您倘若喜欢我的面包，随时都能来我这里，我烤给您吃。”

后来，那位喜欢面包的军官果真常常光顾药铺，而药铺再也没有被日军搜查过。

他凭借惊人的洞察能力和应变能力，帮情报组织躲过一次大危机。他就是素有“隐藏战线杰出代表”之称的潘汉年。

而他一生所遇之事，远不是一次“惊险经历”足以概括。

生于1906年冬天的潘汉年有一个书香味十足的家庭，因为世代靠“农务”、“塾师”等为生，从不出仕当官，所以潘家在当地有一个响亮的“破落户”名头，可潘家人半点儿不在意。

潘汉年读中学期间，正巧“五四”运动兴起，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他对文学、戏剧、外语等十分偏爱，尤其常常扮演贫苦角色，对社会底层人民产生浓厚同情，令他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1925年，不足20岁的潘汉年告别父老乡亲，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去往大上海。在陈伯吹的推荐下，籍籍无名的潘汉年有幸成为黎锦晖的助理编辑，进入他少年时常常阅读的杂志周刊《小朋友》工作，负责校对、编辑等事务。

偶尔，得到空闲的潘汉年亦会尝试自己动笔创作儿童文学。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五姐妹》和《要买……》两篇文章。

前者讲五个小姐妹由于故意不吃祖母烹饪的饭而被关到小屋中学习，她们合作从窗口“逃”出去，不但没有找到“快乐”，而且惹下很多麻烦，最后饿到不行，只得回家。

后者则是一个小朋友告诉大家，爸爸想买牛耕地，妈妈想买鸡高鸣，姐姐想要猫捉老鼠，哥哥想要狗看门，他则想要一匹马载着他去玩耍。

两篇文章的内容都很简单，符合儿童口味，文字描述也特别简单，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算是当时“新儿歌”中难得的佳作。

其后，潘汉年与陈伯吹合作推出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童话系列，吸引诸多小朋友关注。虽然潘汉年在《小朋友》的时间不长，但他的成绩却非常突出。

“五卅血案”发生后，潘汉年加入组织，离开《小朋友》，至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任职；1926年，由潘汉年提议筹划的《A11》周刊正式创立。

那是一份更偏向于文化的综合性杂志，一面世，就以不少精彩栏目获取读者青睐。期间，潘汉年更是用犀利言辞撰写许多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散文，得到大众好评。

但可惜的是，因为资金及环境问题，《A11》只发行5期，便不得不宣布停刊。

同年，潘汉年再度创办综合性杂志《幻洲》，用一如既往犀利文风坚持抨击旧制度，探讨革命理论而获得鲁迅等人留意和关注。

然而，《幻洲》同样未能“长久”，发布将将20期后，它就因为遭到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

很多年后，潘汉年故地重游，又来到《幻洲》“听车楼”，无比感慨地表示：“谁又能想到，就在这样一座小小楼上，诞生了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呢？”

虽然《幻洲》不再存，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和潘汉年的“编辑生涯”一样，都将成为华夏史书中值得一提的一页篇章，为人们所知晓铭记。

1931年，接上级命令，潘汉年成为“特科”负责人，由此开启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岁月”，长期出没于敌人“心脏地带”，是“一柄狠狠插入敌人内部的利刃”。

他从容将明面上的“身份”和私密“工作”结合在一起，利用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秘密；又隐藏在暗处，联合进步人士组成一股有力的外围力量，派遣成员深入敌人要害，收集情报，解救许多陷入敌人牢笼的进步人士及我党同志。

譬如1932年，潘汉年就曾为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的被捕而积极奔走，成功邀集很多社会名士共同发表抗议宣言，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释放牛兰夫妇。

转年，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暗中策动“福州事变”，为推动反蒋抗日运动做出贡献；1934年，短暂撤走香港的他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与广东政府代表秘密达成停战等5项协定。

10月，他跟随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他在领导的指示下，准备出使莫斯科。为了悄悄“脱离”长征队伍，潘汉年装扮成“烟贩子”，藏身于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群体中。

经贵州、江西、湖南、广东4省，成功借道香港，回到上海，同陈云等同志会合，抵达目的地，与展开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

可因为对方要求过于苛刻，所以谈判没有结果。随后，潘汉年回到香港，继续在民众间大力宣传主张，主持开展许多爱国活动，积极为工作付出他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变”后，在中央指示下，潘汉年告知宋庆龄：及张杨方面都欢迎南京方面代表到西安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法，并劝说宋子文到西安。

在接到宋家人秘邀他到南京商讨的消息后，潘汉年没有按照常规“步骤”在南京站下车。而是于尧化门出站，乘车悄悄赶往宋子文公馆，转交宋子文一份来自中央的电报，请宋子文呈交中央委员会。

那段时间里，领导为了了解南京动向，把一些指示及相关文件传给潘汉年，方便潘汉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配合行动。

西安事变的结果，人们都很清楚，人们的目光也习惯性会落到诸如毛主席、周总理及张学良等人身上。但实际上，除却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外，人们同样应当记住潘汉年、刘鼎等人的名字。

他们虽然是在遵循上级领导的命令行事，可正因有了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如今人们看到的那么“精彩”的历史事件。他们就像一颗颗暗淡星子，围绕在夺目巨星周边，默默用自己去烘托巨星的光芒，增添巨星的耀眼。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出任“八办”驻上海主任。利用合法工作身份，积极展开救亡斗争，将上海爱国群体有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救国抗日阵线。

当然，潘汉年也没有忘记自己另一个“使命”，一如既往派遣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信息。

1937年，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始终坚持进行情报工作；1945年，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会议不久的潘汉年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赶赴东北，接管苏占区工作。

1947年，他凭借出色的个人才能，为组织争取到大批人士，大大孤立了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接见潘汉年等人，并在几番思考下，决定把在上海拥有良好活动基础的潘汉年派往此处。

上海和平解放后，潘汉年出任上海副市长等职务，跟在市长陈毅身后，积极整顿社会秩序，净化上海社会环境。

但遗憾的是，未等潘汉年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光芒，他便因有心人构陷而陷入牢狱。

1977年，病入膏肓的潘汉年在组织的准许下，更名换姓到长沙治病。临行前，早已被病魔折磨得无比虚弱的他紧紧拉住跟在车前，夫妻感情素来深厚的妻子，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向妻子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潘汉年的妻子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仿佛不知从哪里生出一种预感，觉得丈夫此行，可能就是与她的诀别。而结局，也确实如潘汉年的妻子所料那般，潘汉年此一去，便再未能回到二人分别的地方。

同年4月，潘汉年于长沙医院病故，享年71岁。

潘汉年的妻子名叫董慧，本名“奉然”，比潘汉年小了12岁，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自小衣食无忧。

可“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轻的姑娘却毅然选择放弃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孤身一人远赴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董慧加入组织同年，潘汉年从香港来到延安，进行情报工作。董慧则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潘汉年手下，利用“董家大小姐”的身份为情报部门管理财务，负责传递文件等工作。

无人知晓潘汉年和董慧是何时互相产生情愫的，人们只知晓，当外界窥探到他们“不寻常”的关系时，两人已然有了定下终身的迹象。

潘汉年到敌占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曾非常思念仍处于危险环境的董慧，亲笔写下一首诗词寄予董慧，表达自己对董慧的相思情。

数月后，董慧到淮南小住，得以和潘汉年重逢，可相聚的时间实在过于短暂，离别前，依依不舍的潘汉年再度写下一首小诗，向董慧诉说他的担心和挂念。

可以说，潘汉年与董慧的爱情，就是那个艰难危险时代中足以支撑二人走下去的动力，他们的夫妻感情特别深厚，似乎没有人能把他们两人分开。

因此，当潘汉年病故后，独留世间的董慧十分悲恸。

她强撑虚弱身体为潘汉年料理后事，将他的骨灰盒埋葬在长沙某墓地，写信告诉家人：“潘汉年担心他的病吓坏我，可我偏偏担心他死后，再无人能照顾他。他能安然离开人间，我甚是欣慰。”

办完丧事之后，董慧独自一人回到她和潘汉年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茶场，睹物思人，常常潸然泪下。董慧的亲人劝说她回香港，董慧坚定拒绝，非要留在丈夫“身边”。

整日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愤和思念中，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9年元月末，也就是两年前潘汉年病重，不得不离开她，到长沙治病的同一日，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追随她深爱的丈夫而去。

她的丧讯传出，潘汉年的好友李一氓非常伤痛，写下一首悼亡诗，悼念潘汉年、董慧夫妇。

1982年，潘汉年的冤情得以昭雪，董慧同样得到平反；次年，在中央的决定下，人们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长沙移送到北京，合葬在八宝山公墓，实现了二人“生同衾，死同穴”的心愿。

参考资料：

《潘汉年沪上编辑生涯》

《烘托耀眼巨星的卫星——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

《潘汉年与董慧的生死情》

潘汉年入狱22年，到底冤不冤？毛主席为何对他如此愤怒？

在革命年代，隐蔽战线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情报往往就能决定一场战争的，因此，对于曾在隐蔽战线上作出过贡献的人，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但是，在1955年，毛主席却对隐蔽战线的元老潘汉年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间回到1943年，潘汉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结识了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头子李士群，秘密搜集情报。

有一次，李士群对潘汉年说，汪精卫想要见见你。

潘汉年从事这种工作多年，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弊，“利”是可以接近汪精卫，更有利于搜集日本人的情报，“弊”则是汪精卫毕竟不同于一般人，跟他见面，不管有没有发生什么，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有口说不清。

但是，潘汉年权衡利弊后，还是去见了汪精卫。

不过，为了不引起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潘汉年回去后，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件事，这无疑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

到了1955年3月，中央开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很多和他们有过关系的人，都开始作检讨，交代问题。

借着这个机会，毛主席也向参会人员发出号召，如果谁在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向组织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潘汉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去后再三考虑，决定还是要把当年去见汪精卫的事说出来，给历史一个交代，于是，就去找到陈毅，把这件事说了一遍。

陈毅听后，大吃一惊，既惊讶潘汉年还有这样的历史问题，又惊讶潘汉年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说出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后者比前者要更加严重！

潘汉年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就写了一份材料，请陈毅转交给中央。

陈毅也不敢怠慢，立即把材料交给了毛主席。

结果，毛主席看后，大为震怒，在材料上批示道：“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当天晚上，潘汉年就被逮捕，接受调查。

这一查，就是无休无止，潘汉年先是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来又改成无期徒刑，并被永远开除党籍，最终在1977年4月14日含冤离世。

很多人认为，对潘汉年的处罚太过严厉，尤其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秘密战线上为党做出过很多贡献，更不应该如此对待这样一位革命功臣。

但是，毛主席作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其实也是出于大局考虑的。

要知道，潘汉年是隐蔽战线的重要成员，他背负的不只是个人的生死荣辱，还有无数隐秘战线成员的生死荣辱。

“面向黑暗，怀抱光明”，这是隐蔽战线成员的基本准则，正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才更应该对党内光明磊落，任何事都不能隐瞒，而潘汉年却将这个秘密隐瞒了12年之久，已经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

所以，为了严肃党纪，调查潘汉年是非常有必要的，隐蔽战线的工作本来就错综复杂，充满了尔虞我诈，组织有理由怀疑：潘汉年是否还有别的事没有向组织交代呢？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潘汉年也经受住了考验，到了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说：“根据潘案的复查结果，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固然为潘汉年的遭遇而惋惜，但是也应该吸取教训，既然选择了为党工作，就要严守党的纪律，不能以任何理由隐瞒事实，这是值得每一位人铭记的。

（参考资料：《党史博览》《炎黄春秋》《福建党史月刊》）

82年潘汉年夫妇得以平反，次年骨灰从长沙移送到北京，合葬八宝山

1939年春天，中央成立一个新部门：中央宣传部，由他出任副部长一职，主要负责组建华南地区情报局，统一上海、香港及澳门等地情报工作。

他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听从组织指示，组成上海情报站，派遣成员以各种方式悄悄潜入日本特务机关等组织内，逐步展开情报工作。

同年，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情报站和延安方面建立秘密电台。但凡发往延安的电报，均用“小开”当作名字。

两年后，他凭借机智巧妙的方式，为谋取近百份颇有价值的情报，发往延安及华中局等处，使得新四军主力部队得以在日军一次次“扫荡”中顺利及时转移，有效保存我军实力。

可一次次“扑空”，到底还是触动日军心中那根怀疑的“心弦”，他们渐渐意识到，可能是他们的“扫荡”消息提前泄露，才导致行动屡屡失败。故而日军派出大量“情报专家”和宪兵特务，深入上海市区，一片一片仔细搜查电台。

某一回，日军正在大街上巡查，突然发现某药铺房顶存在电台信号。而这个电台，就是他于前一年特地设置在此处的秘密电台。

巧合的是，日军发现此部电台踪迹之时，他正在该药铺“工作”，不仅通过望远镜实时发现日军那辆带有天线的吉普车，而且反应迅速地叫来同伴，把发报机和天线尽数藏到墙壁夹缝里，又在墙体表面仔细糊上报纸遮掩，最后将一个面包烤炉搬到隐藏电台的墙下放置。

所有工作惊险完成，前来搜查的日军也冲进药店。那些日军无视他们的存在，直接闯入屋内翻箱倒柜找了起来。他看着日军行动，未加阻拦，面上从容地继续蹲回面包机前烤面包，又向某个懂几句中文的日军军官说：“您如是喜欢法兰西面包，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保证热情款待您。”

话罢，即递上提前准备好的面包，请日军品尝。

面包的香味慢慢飘散，果然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领头的军官咬了几口，示意手下人草草搜查一遍，觉得没什么，便拿着面包走了。

第二天晚上，那领头日军军官再度敲响药铺大门，说要再来尝尝他烤的面包，他如先前所言，当真热情款待军官，并从军官口中套到很多有用信息。他告诉军官：“您倘若喜欢我的面包，随时都能来我这里，我烤给您吃。”

后来，那位喜欢面包的军官果真常常光顾药铺，而药铺再也没有被日军搜查过。

他凭借惊人的洞察能力和应变能力，帮情报组织躲过一次大危机。他就是素有“隐藏战线杰出代表”之称的潘汉年。

而他一生所遇之事，远不是一次“惊险经历”足以概括。

生于1906年冬天的潘汉年有一个书香味十足的家庭，因为世代靠“农务”、“塾师”等为生，从不出仕当官，所以潘家在当地有一个响亮的“破落户”名头，可潘家人半点儿不在意。

潘汉年读中学期间，正巧“五四”运动兴起，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他对文学、戏剧、外语等十分偏爱，尤其常常扮演贫苦角色，对社会底层人民产生浓厚同情，令他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1925年，不足20岁的潘汉年告别父老乡亲，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去往大上海。在陈伯吹的推荐下，籍籍无名的潘汉年有幸成为黎锦晖的助理编辑，进入他少年时常常阅读的杂志周刊《小朋友》工作，负责校对、编辑等事务。

偶尔，得到空闲的潘汉年亦会尝试自己动笔创作儿童文学。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五姐妹》和《要买……》两篇文章。

前者讲五个小姐妹由于故意不吃祖母烹饪的饭而被关到小屋中学习，她们合作从窗口“逃”出去，不但没有找到“快乐”，而且惹下很多麻烦，最后饿到不行，只得回家。

后者则是一个小朋友告诉大家，爸爸想买牛耕地，妈妈想买鸡高鸣，姐姐想要猫捉老鼠，哥哥想要狗看门，他则想要一匹马载着他去玩耍。

两篇文章的内容都很简单，符合儿童口味，文字描述也特别简单，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算是当时“新儿歌”中难得的佳作。

其后，潘汉年与陈伯吹合作推出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童话系列，吸引诸多小朋友关注。虽然潘汉年在《小朋友》的时间不长，但他的成绩却非常突出。

“五卅血案”发生后，潘汉年加入组织，离开《小朋友》，至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任职；1926年，由潘汉年提议筹划的《A11》周刊正式创立。

那是一份更偏向于文化的综合性杂志，一面世，就以不少精彩栏目获取读者青睐。期间，潘汉年更是用犀利言辞撰写许多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散文，得到大众好评。

但可惜的是，因为资金及环境问题，《A11》只发行5期，便不得不宣布停刊。

同年，潘汉年再度创办综合性杂志《幻洲》，用一如既往犀利文风坚持抨击旧制度，探讨革命理论而获得鲁迅等人留意和关注。

然而，《幻洲》同样未能“长久”，发布将将20期后，它就因为遭到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

很多年后，潘汉年故地重游，又来到《幻洲》“听车楼”，无比感慨地表示：“谁又能想到，就在这样一座小小楼上，诞生了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呢？”

虽然《幻洲》不再存，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和潘汉年的“编辑生涯”一样，都将成为华夏史书中值得一提的一页篇章，为人们所知晓铭记。

1931年，接上级命令，潘汉年成为“特科”负责人，由此开启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岁月”，长期出没于敌人“心脏地带”，是“一柄狠狠插入敌人内部的利刃”。

他从容将明面上的“身份”和私密“工作”结合在一起，利用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秘密；又隐藏在暗处，联合进步人士组成一股有力的外围力量，派遣成员深入敌人要害，收集情报，解救许多陷入敌人牢笼的进步人士及我党同志。

譬如1932年，潘汉年就曾为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的被捕而积极奔走，成功邀集很多社会名士共同发表抗议宣言，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释放牛兰夫妇。

转年，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暗中策动“福州事变”，为推动反蒋抗日运动做出贡献；1934年，短暂撤走香港的他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与广东政府代表秘密达成停战等5项协定。

10月，他跟随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他在领导的指示下，准备出使莫斯科。为了悄悄“脱离”长征队伍，潘汉年装扮成“烟贩子”，藏身于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群体中。

经贵州、江西、湖南、广东4省，成功借道香港，回到上海，同陈云等同志会合，抵达目的地，与展开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

可因为对方要求过于苛刻，所以谈判没有结果。随后，潘汉年回到香港，继续在民众间大力宣传主张，主持开展许多爱国活动，积极为工作付出他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变”后，在中央指示下，潘汉年告知宋庆龄：及张杨方面都欢迎南京方面代表到西安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法，并劝说宋子文到西安。

在接到宋家人秘邀他到南京商讨的消息后，潘汉年没有按照常规“步骤”在南京站下车。而是于尧化门出站，乘车悄悄赶往宋子文公馆，转交宋子文一份来自中央的电报，请宋子文呈交中央委员会。

那段时间里，领导为了了解南京动向，把一些指示及相关文件传给潘汉年，方便潘汉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配合行动。

西安事变的结果，人们都很清楚，人们的目光也习惯性会落到诸如毛主席、周总理及张学良等人身上。但实际上，除却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外，人们同样应当记住潘汉年、刘鼎等人的名字。

他们虽然是在遵循上级领导的命令行事，可正因有了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如今人们看到的那么“精彩”的历史事件。他们就像一颗颗暗淡星子，围绕在夺目巨星周边，默默用自己去烘托巨星的光芒，增添巨星的耀眼。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出任“八办”驻上海主任。利用合法工作身份，积极展开救亡斗争，将上海爱国群体有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救国抗日阵线。

当然，潘汉年也没有忘记自己另一个“使命”，一如既往派遣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信息。

1937年，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始终坚持进行情报工作；1945年，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会议不久的潘汉年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赶赴东北，接管苏占区工作。

1947年，他凭借出色的个人才能，为组织争取到大批人士，大大孤立了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接见潘汉年等人，并在几番思考下，决定把在上海拥有良好活动基础的潘汉年派往此处。

上海和平解放后，潘汉年出任上海副市长等职务，跟在市长陈毅身后，积极整顿社会秩序，净化上海社会环境。

但遗憾的是，未等潘汉年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光芒，他便因有心人构陷而陷入牢狱。

1977年，病入膏肓的潘汉年在组织的准许下，更名换姓到长沙治病。临行前，早已被病魔折磨得无比虚弱的他紧紧拉住跟在车前，夫妻感情素来深厚的妻子，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向妻子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潘汉年的妻子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仿佛不知从哪里生出一种预感，觉得丈夫此行，可能就是与她的诀别。而结局，也确实如潘汉年的妻子所料那般，潘汉年此一去，便再未能回到二人分别的地方。

同年4月，潘汉年于长沙医院病故，享年71岁。

潘汉年的妻子名叫董慧，本名“奉然”，比潘汉年小了12岁，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自小衣食无忧。

可“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轻的姑娘却毅然选择放弃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孤身一人远赴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董慧加入组织同年，潘汉年从香港来到延安，进行情报工作。董慧则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潘汉年手下，利用“董家大小姐”的身份为情报部门管理财务，负责传递文件等工作。

无人知晓潘汉年和董慧是何时互相产生情愫的，人们只知晓，当外界窥探到他们“不寻常”的关系时，两人已然有了定下终身的迹象。

潘汉年到敌占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曾非常思念仍处于危险环境的董慧，亲笔写下一首诗词寄予董慧，表达自己对董慧的相思情。

数月后，董慧到淮南小住，得以和潘汉年重逢，可相聚的时间实在过于短暂，离别前，依依不舍的潘汉年再度写下一首小诗，向董慧诉说他的担心和挂念。

可以说，潘汉年与董慧的爱情，就是那个艰难危险时代中足以支撑二人走下去的动力，他们的夫妻感情特别深厚，似乎没有人能把他们两人分开。

因此，当潘汉年病故后，独留世间的董慧十分悲恸。

她强撑虚弱身体为潘汉年料理后事，将他的骨灰盒埋葬在长沙某墓地，写信告诉家人：“潘汉年担心他的病吓坏我，可我偏偏担心他死后，再无人能照顾他。他能安然离开人间，我甚是欣慰。”

办完丧事之后，董慧独自一人回到她和潘汉年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茶场，睹物思人，常常潸然泪下。董慧的亲人劝说她回香港，董慧坚定拒绝，非要留在丈夫“身边”。

整日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愤和思念中，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9年元月末，也就是两年前潘汉年病重，不得不离开她，到长沙治病的同一日，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追随她深爱的丈夫而去。

她的丧讯传出，潘汉年的好友李一氓非常伤痛，写下一首悼亡诗，悼念潘汉年、董慧夫妇。

1982年，潘汉年的冤情得以昭雪，董慧同样得到平反；次年，在中央的决定下，人们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长沙移送到北京，合葬在八宝山公墓，实现了二人“生同衾，死同穴”的心愿。

参考资料：

《潘汉年沪上编辑生涯》

《烘托耀眼巨星的卫星——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

《潘汉年与董慧的生死情》

陈云为何至死念念不忘潘汉年？

文/王凡

1979年10月，第一代领导成员陈云因病住院手术。

此时的他已是年逾74岁高龄，这样的高龄做手术总有些风险，然而，在他术前写给当时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信中提到的，却是关于一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信中说：1936年，驻国际代表团派此人到南京与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此人作证了。

当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时，他说的还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说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谈的依然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他专门调阅了公安部有关此人的材料，没发现有此人投敌的确证，正式建议中央复查此人的案子。3月3日，负责平反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批示，按陈云的建议复查该案。

◆陈云一直牵挂着潘汉年的平反问题。

这个让陈云如此挂记，反复提出要为之平反的人，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潘汉年。

凡是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或党史的人，都会依稀记得，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的故事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常会瞥见“潘汉年”这个名字。

1929年，时为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批判。蜚声遐迩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召集筹办的。

1931年，特科主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白区工作环境更趋凶险严峻，几乎所有打入敌特机构的情报人员被迫撤离原岗位之际，他成为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继陈赓、李克农之后，担起情报部门重组和工作恢复的重任。

1933年，19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常驻在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的19路军中，直至反蒋被瓦解。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他与何长工受命同不满的粤军将领谈判，和粤军达成消除对立，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的协议，使处境困难的红军，顺利通过本为西部军事屏障的粤军防区。

◆青年时期的潘汉年。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作为陈云的副手，潜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与那里处于瘫痪状态的地下组织联络，以设法尽快打通和国际联系的渠道，汇报遵义会议的结果及红军的近况。之后他又与陈云前后脚奔赴莫斯科。

1936年，他带着、周恩来的信件，秘密往返于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之间，频繁会见宋庆龄、沈钧儒及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张学良、陈立夫等人，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奔走铺垫。

1937年，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角色之一，又以周恩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和在杭州就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进行的谈判。

◆1938年，（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在延安。

全国抗战八年，他是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常出没在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敌占区域主持情报工作。他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和势力之间，甚至多次深入虎穴，同策划了汪精卫叛国的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汪伪的特工首脑李士群面对面地角力。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建树了勋绩。

解放战争期间，他坚持在国统区从事他熟悉的情报和工作。特别是在香港，他成功地领导策动了政府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两航在港机构的起义；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他亲自组织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三百余名人士从香港到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秘密输送，无一失误。

新中国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为上海市长、潘汉年等为副市长的布告。

然而，不过五年，他就在揭批高岗、饶漱石活动之际，以“内奸”罪名被捕。

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陈毅、柯庆施一道，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参加在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

可转瞬之间，他就从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英杰，一个在一线独当数面的最高情报负责人，一个受到诸多派领袖和社会贤达敬重的高手，一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变成了隐藏在党内进行活动的内奸，特务，日本特务。

两者的转换是如此的遥若霄壤，从此，除了“内奸”“特务”的封条之外，一切有关潘汉年的文字和传闻，都被锁进了历史的“黑匣子”，潘汉年其人亦从此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氤氲。让人生出诸如他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功臣抑或罪人的一系列疑问。

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报告》，总结了对高岗、饶漱石活动斗争的经验教训。

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对一些曾受高、饶影响，及与高、饶有过某种牵连的人在会上交代问题和自我批评，给予了肯定；同时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仔细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党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1955年4月，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罪而遭逮捕审查。后被判刑并开除出党，从此蒙受20多年的冤屈。这是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潘汉年曾被羁押在这里。

的一番话，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使有些人感到不安，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不安，并非在于他参与了高、饶的活动，不！他与高、饶的活动实在没有丝毫瓜葛。但他毕竟与饶漱石共事多年，分管过同样的工作，列在饶漱石名下的错误，有些他是要分担一些责任的。

作为长期在复杂的环境中从事特殊工作的潘汉年，他的工作特质，决定了他的行为，不能以通常的规则伦理来约束规范。他纷繁的个人经历，错与罪相混淆的可能性太大了。当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时，可能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然而在特定的气候下，一旦细细推敲自己经历的每一片段，便会猛然惊出一身冷汗。

听了讲话后的潘汉年，对自己的经历再度一幕幕回溯时，自然又触动了他内心那每一思及便不安和隐痛的角落：

1943年在南京，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曾挟持他与汪精卫会面。倘若不是一个对获取高层机密充满执著，且有着虎穴龙潭从容进退、履险如夷胆识的情报高手，他也许会做别样选择。偏偏他是，他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见了汪精卫，形势的发展随即就证实了他的抉择是个要命的失误。

可他紧跟着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即没有将自己失误的行动向组织汇报。尽管在当时的氛围下，汇报可能会受到过重的咎责，但也许还来得及补救，还可能经过考察还他一个清白。但潘汉年在游移踯躅间错过了机会。

写到此处，笔者油然想起写过许多风云人物的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世界史往往被描述成人类英勇卓绝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它同时还是人类怯懦的历史。我想他的这番感慨，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对一个个风云人物心路历程的审视而发自内心的。同样具备过人智勇的潘汉年，也未能超越这一逻辑的含盖，他把自己的失误隐瞒了12年，才向组织交代。

看到交代材料显然大出意外，因为据知情者说，这位曾经几度对潘汉年嘉许备至的领袖，阅毕大笔一挥，做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

人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因为这种错误让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是具有毁灭性的：半世的英名，无量的前程，欢愉的生活，宝贵的生命，乃至最让一个政治活动家珍视的政治生命。

而潘汉年偏偏犯的，就是这类不能犯的错误。有些语涉潘汉年生平的文字，将之归结为他性格上的弱点。倘若下断语真这么简单容易，我们如何解释他在对敌斗争时的大智大勇？置身险象环生中的果决与刚毅？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实际上时势还经常演悲剧，在潘汉年身上，英雄和悲剧重叠了。如果我们不能还原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氛围，潘汉年的英雄与悲剧角色的转换不过是个非常偶然的个例。

◆1982年8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正式获得平反。

白驹过隙，“黑匣子”到了可以拂去尘封的时日，我们终于可以浏览潘汉年真实的生平，并在对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氛围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忖后，发现烙在他个人悲剧上的历史印迹。

一个政党走向成熟必须付出代价，因此作为英雄和悲剧角色，潘汉年一身体现了两重的价值。他的人生由于过多的复杂和波折更显得丰富多彩；他的奉献由此要多于那些一帆风顺的同志们；他的历史必然要作为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载入政党的完整历史。

我想：这大概就是陈云念念不忘为之平反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