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丙诺非片是什么药(丁丙)

今天，丁丙慈善基地揭牌，它与西泠印社渊源深厚……

来源：【看余杭】

今天上午，中华文化与家慈善论坛暨纪念丁丙慈善文化传承项目启动仪式在闲林埠老街举行。当天，省级示范性慈善基地——丁丙慈善基地揭牌，随后，西泠印社向丁丙慈善基地捐赠了以“善”为理念创作的系列作品。丁丙这位耳熟能详的“老杭州”与慈善事业渊源几何，又与杭州的“老字号”西泠印社渊源几何？

慈善文化的渊源：丁氏家族与西泠印社

丁氏家族是杭州知名家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影响，曾多次资助西泠印社，向其捐赠大量的印章、字画、书籍和其他文物，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丁丙作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会员之一，曾多次担任领导职务，并出版了《西泠印史》，详细介绍了西泠印社的历史和发展，被誉为“西泠印社的灵魂人物”。

西泠印社非常重视公益事业和慈善文化，早在1911年，西泠印社便成立了“义社”，每年定期召开义演和义卖等活动，并将所得款项捐赠贫困山区学校。此外，西泠印社还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修复文物等形式进行慈善公益，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此为渊源，活动现场，西泠印社向丁丙慈善基地捐赠了以“善”为理念创作的系列作品。丁氏家族与西泠印社在公益事业和慈善文化方面的精神传承在今天继往开来，将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慈善行动当中。

慈善文化的传承：丁丙的后人这样说

丁丙致力于慈善事业，建立了“丁氏慈善基金会”，专注于修复和保护中国古建筑和文化遗产。太平天国战争后，为重建杭州，丁丙主持创办了“杭州善举联合体”这一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建迁善所、粥厂、粮仓等慈善机构，尽其所能救助难民，弘扬慈善文化。

活动当天，丁丙后人代表丁如霞女士也来到现场。记者了解到，在丁丙纪念馆建设初始，丁如霞和闲林街道、浙江历史学会周膺院长在资料收集、展馆规划、脉络梳理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丁如霞在活动现场分享了丁丙先生对慈善和文化的追求，并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丁丙先生及其家族的支持和关注、对丁丙先生的思想和慈善精神的传承表示感谢。

慈善文化的弘扬：家慈善与文化传承项目启动

活动现场，家慈善与文化传承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推动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的财富观，推动中国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与财富升维的实践，从而带动更多的家庭进行慈善。

“丁丙慈善基地是余杭区第二个浙江省示范性慈善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让更多人认识丁丙、了解丁丙，将他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助力推动第三次分配。”区民政局副局长陆佳婧表示。

近年来，余杭区高度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了“管理项目化、救助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手段智能化、监管透明化”的慈善品牌。2022年，我区发布全省首个数字化公益慈善指数团体标准，浙江省互联网慈善基地、余杭区丁丙慈善基地被评为浙江省示范性慈善基地；建立“全域共进”的慈善组织体系，区、镇街、村社三级慈善组织网络体系全面建成，注册登记社会组织886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3300家，3A等级以上的品牌社会组织62家，实现社区基金会各镇街全覆盖。

去年，余杭区智慧公益慈善综合体正式启用，发展现代慈善，构建“精准直达”的救助帮扶网络，推进“智慧慈善”数字平台建设，制定项目流程管理“清单制”，确保慈善公益项目真正解决困难群体需求；畅通个人参与渠道，实现“手指捐”“码上捐”，注册志愿者达38万人，逐渐形成人人参与的慈善氛围；探索建立径山镇共同富裕发展基金、瓶窑镇“朝夕美好共富”基金等慈善捐赠方式，为助医助困助残、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

“今年我们大力发展慈善信托，探索成立了全省首单不动产财产权益类慈善信托。此外，我们还将持续开展‘2022—2023年慈善项目’，不断推进安居暖巢、扶老助幼、慈善助医、慈善传播和帮扶助困等五大行动、20个项目，推动‘小慈善’向‘大慈善’转变、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变、生存型慈善向发展型慈善转变。”陆佳婧说。

本文来自【看余杭】，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我国自主研发的脑梗新药丁苯酞，抗血栓形成，保护线粒体和脑细胞

2015年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中指出，脑卒中在我国的死亡原因中占据第一位，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其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脑卒中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其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最是常见。

说起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药物，除了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调脂药物他汀，就不能不提及丁苯酞。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丁苯酞是近年来我国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新药，诸多研究证明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于2004年批准上市，2009年开始生产丁苯酞注射液。

目前丁苯酞已经成为临床上轻、中度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改善的主要治疗药物之一，2014年版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将其推荐改善脑血循环药物。

丁苯酞的主要药理作用

1）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成

《丁苯酞对实验性动脉血栓形成性脑梗死的治疗作用》的研究中，按已定型的双肾双夹法建立易卒中型肾血管性高血压大鼠(RHRSP)模型，用光化学法造成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致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94只MCAO大鼠随机分为丁苯酞治疗组，生理氯化钠溶液(NS)对照组各47只，结果表明，丁苯酞可改善病灶局部循环,减小梗死面积,减轻脑组织损伤,恢复神经功能。其他相关研究也表明，丁苯酞及其衍生物有着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与抗血栓形成的药理作用，筛选出的衍生物在水溶性、脑组织分布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强度的优势。

2）保护线粒体

3）抗脑缺血和脑损伤，保护脑细胞

《丁苯酞序贯疗法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疗效的Meta分析》论文中，检索有关丁苯酞序贯疗法治疗急性脑梗死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最终纳入12项RCT，共1307例患者，其中丁苯酞序贯治疗试验组655例，对照组(常规治疗或常规治疗+丁苯酞注射液或常规治疗+依达拉奉注射液)652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丁苯酞序贯治疗组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和治疗总有效率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组治疗期间发生不良反应较少，主要为转氨酶升高，但均较轻微，得出结论：丁苯酞序贯疗法治疗急性脑梗死具有较好疗效及安全性。

诸多临床研究表明，丁苯酞可改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枢神经功能的损伤，还可阻断缺血性脑卒中所导致脑损伤的多个环节，有着较强的抗脑缺血作用，可显著减小局部脑缺血的梗塞面积，最终减轻脑水肿，同时丁苯酞的安全性总体较好。

丁苯酞的临床应用注意事项

丁苯酞临床应用时，注意丁苯酞注射液应在发病后48小时内开始给药；丁苯酞胶囊应空腹服用。对丁苯酞或芹菜过敏者禁用丁苯酞；由于丁苯酞能抗血小板和抗血栓，有严重出血倾向者禁用丁苯酞，同样的道理，丁苯酞不推荐用于脑出血；肝功能、肾功能受损者及有精神症状者慎用丁苯酞；在应用丁苯酞的过程中应注意肝功能的变化。

结语

总之，很多研究均表明丁苯酞对缺血性卒中有治疗和预防作用，同时对创伤、记忆障碍等疾患有着良好的改善作用。因此，在以后对丁苯酞的相关研究中，应不仅仅关注其对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应该在其他疾病上进行试验和研究，以发现丁苯酞新的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 孙元元, 李慧, 郎文娟,等. 丁苯酞对急性脑梗死的治疗作用[J]. 临床荟萃, 2016, 31(2):182-186.

[2] 薛朝军,靳会欣,张旭东.丁苯酞及其衍生物对脑卒中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药学服务与研究,2017,017(006):401-404.

[3]张珍祯,陈春林,付治凤.丁基苯酞药理作用的研究现状[J]临床药理学杂志,2017,33(021):2192-2195.

#药回家看看#

初代故宫人那志良：95年前，故宫博物院如何典守文物？

撰文丨那志良

摘编丨何安安

2020年，对于故宫来说，是极为特别的一年。而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发展历史，也就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

作为初代故宫人，那志良1908年生于北京，17岁便进入故宫成为一名职员，一直到1998年去世。他将自己毕生的时间都花在了守护故宫文物之上。那志良既是故宫文物的典守人，又是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由那志良创作出版的《故宫五十年》，以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为开端，再现了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涵盖了故宫文物清点造册、国宝疏散后方、文物出国展览、文物运台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有关抗战期间百万件国宝在战火中南渡北归、西迁东还的部分经过，更是首次在大陆披露。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那志良亲历、亲见、亲闻，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以下内容节选自《故宫五十年》，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博集天卷丨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故宫博物院在北伐成功以后，虽然有过一次“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提案，经同人的努力，不久也就过去了。于是院务便积极展开了。展览方面的情形，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文物集中、审查文物，及文物流传等。

首先谈文物集中，在谈这一步工作之前，先要把宫中文物贮存情形，略为说一说。

宫里的各宫殿，除了外廷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内廷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等地的正中大殿，是有一定的陈设外，其他各处，也与一般家庭一样，除了起居室、卧室比较整齐，别的地方也是颇为凌乱。库房里堆得满满的，有时乱杂得无法走路。故宫博物院对于这种情形，不得不加以整理，采用了两个办法：

一、凡是与礼制有关，或是供人参观的地方，一切仍旧，不加变动。

二、其余地方，由各馆把所属文物分类集中，存入各馆的集中仓库去，整理编目。

我被派的工作是集中玉器，和我一同工作的，一位是胡文光，一位是崔仪。胡先生的儿子在国民军里任司书，服务的一连，正好负守卫故宫之责，遂由连长介绍他的父亲到故宫来任一名书记之职。刚一来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认识不了许多字，有些看不起他，但他有他的长处：第一，他自己了解自己的缺点，努力学习，每天很早到院，到了之后，便不断地写字；第二，他不畏辛苦，在延禧宫修建库房时候，建筑商要求每天七时开工，六时收工，胡先生担任这一组的工作，自始至终，毫无怨言。那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加班费的事。结果下来，大家都很敬重他，称他为胡大哥。崔仪先生本是在总务处担任照料参观的工作，因为他做事勤慎，也由古物馆把他调来，加入玉器的集中工作。我有这两人的协助，工作非常顺利。

故宫博物院旧照。

集中文物，先要由经办人根据清室善后委员出版的点查报告，查出在某宫殿中有需要的东西，先写好提单，送秘书处，审核之后，通知馆中，可以定期去提，才能决定提取的日期。这时，馆里面开一通知单给秘书处，载明哪一天去提，组长是什么人，参加工作的是什么人，需用工人若干名，秘书处根据通知，一正式组单，把他们派去的人，也写在上面，然后通知警卫方面，派员参加监视，并通知总务处派定工人。

到了工作之日，组长凭那一张组单，向秘书处管钥匙的人，领取工作地点及经过各门的钥匙，然后会同全组人员，入内工作。把想提的东西找到之后，与提单核对，如果有附件、破伤等情形，在提单上注明，把提单交给秘书处的人，秘书处的人把东西交给古物馆，算是完成了提取手续，大家同监视着，送入古物馆的库房。

接连着提取几天，便停止下来，改做整理编目的工作。入库整理，也照样有那一套手续，通知秘书处、开组单、会同监视人员一同入内。并不是提到古物馆，古物馆的人就可以自己保管了，还要用出组手续会同监视人员及工人一同工作。

瓷器的集中工作与玉器不太相同

整理玉器，第一步手续是刷洗。一般的情形，玉器上都是积尘已多，要把灰尘洗去，同时把太监们在上面贴的小黄签去掉。取下的小黄签，像那些只写着“二百三十七号”或物品名称的，大半都丢弃了，有些仍然在洗完之后，贴了回去，例如在永寿宫提来一个雕漆盒，里面有屉（金字四三号），屉上分成十几个小格，原来是每一格里装一件玉器，可是有几个格子是空的，在这几个空格子之中，各贴有小签，写着：

宣统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赐皇帝用一件。

宣统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赏朱益藩。

八年八月初二日赏耆龄用。

八年八月初三日赏载润用。

第一条所说“赐皇帝用”，讲不通，可能是说皇帝拿出去送人了，不知道是送给什么人。我们觉得这个雕漆盒没有影印或展览的价值，这黄签还是暂时保存的好，想不到这件东西已运到台湾，小签仍然无恙。

又提过一个“描金红漆八瓣盒”，是在以后买进去的，上面还贴着制做商号所得的奖凭缩印本，这个奖凭的话，是：“农商部奖凭，第壹叁贰号。出品地：直隶省。出品者：隆和。品名：漆器。前项备赴美国巴拿马赛会展览出品，业经本部审查评定，给与四等奖凭，以示鼓励。此证。农商部部长周自齐。中华四年七月三十日发给。京都宣武门内、西单牌楼北、路东、隆和号。电话西局三百二十七号。”像这样的浮签，也都保留起来。

物品上小签的丢弃，有些是应该的，有些是不应该的。例如上面只写着“二百三十七号”的，我们既没有他们的原账册，这个号签是无用的，应当丢弃。至于品名小签，是太监随便写的，他们既不懂古物，自然是有许多错误。可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之时，就是根据了这个签入了账，以后故宫博物院的规定，名称不经审查，不能随便更改，俨然成了这件东西的定名，如果有人问到当时为什么有此错误登记，连个证明都没有了。

玉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玉器洗刷完毕，用较小的纸写上点査号数，贴在器上，登记完毕，依次放入库房的大柜子里面。一年之内，日积月累，也提了不少东西，后来在斋宫成立玉器专门陈列室时，费时不多，便能完成，就是因为有了这准备工作。

瓷器的集中工作，与玉器不太相同，在宫中，有几个存贮瓷器的大本营，设备很好，没有集中到一处的必要。例如：

一、景阳宫景阳宫在内东路，也就是后来的铜器专门陈列室的地点，后殿里有十个大木柜，以天干的字编号——甲、乙、丙……每个柜里，都做成许多小抽屉，与中药店的药柜一样。抽屉外面，刻有这屉内所藏瓷器的品名件数；抽屉里面，还分出小格来，分装瓷器。这一处共存有宋元明瓷器三千七百多件。原来贮藏得很好，自然仍存其旧，不必集中了。

二、景祺阁情形与景阳宫相同，有同样的木柜，柜里的抽屉也是一样。这里共贮存宋元明瓷器三千四百多件，也没有集中。

三、皇极殿与宁寿宫两旁配殿这一带所存都是清瓷。国家在景德镇设有御窑厂，终年在那里烧，烧好之后，就往宫里送，宫里怎会用那许多瓷器？就选了这个地方，一桶一桶地堆起来，堆得高及天花板，总数有几千桶之多，瓷器的集中库房，是无法容纳的，只好仍存原处，不予集中。

画珐琅开光提梁壶。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此外便是端凝殿北小库了。这里所存的瓷器，都是“瓷胎画珐琅器”，也就是俗称古月轩的瓷器，古月轩瓷价值之高，是人所共知的，外间看到一件，视同拱璧，这里有四百多件，真是了不起的收藏。可是，这个地方，阴暗潮湿，房顶也漏了，并且有许多件是放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他们也在集中，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站而已。古物馆自然把它们一齐运到集中库房去了。其他散见各处的瓷器，大部也都集中了。

《四库全书》最初钞写四份后续钞三部

书画的集中工作不难，因为大批字画，已经由清室集中到钟粹宫与斋宫了，一律新箱，大铜锁，这些箱中的字画，虽不能说件件精品，也不至于显然赝品；另外在景阳宫也发现有几箱，却都是整箱赝迹，打开一看，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他们在集中时，也会加以选择，把这“至劣”之物，集中在景阳宫了。

图书馆把寿安宫辟为书库，设有以下各书库：

善本书库殿本书库经部书库史部书库子部书库

集部书库丛书书库方志书库重复书库满文书库

佛经库普通书库观海堂藏书书库

图书馆的馆址，也设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比较方便，书籍提到，分别入库之后，便可以自行编目，不再有出组的手续了。

他们也有不能集中的图书，是《四库全书》《四库荟要》，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原存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专为贮存四库全书用的，这一部大丛书，共收经、史、子、集四大类的书三千四百五十九种，分成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合计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册，完全是钞本，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最初是钞写四份，除文渊阁的一份外，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皇帝行宫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各有一部。以后又续钞三部，分存在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这七部书的存佚情形如下：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第一部，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七年（1782）存入文渊阁里。这是最好的一部，里面还不免有挖补之后，忘记把字补了进去的，其他数部，竟有整幅空白，忘记作图的事，公家办事，总是不免马马虎虎。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第二部，三年（1914），曾由东北运到北平，十四年（1915）又运回沈阳，现在已无法知其下落。

文源阁《四库全书》的第三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之役，被毁灭了。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第四部，四年（1915）运到北平，现归“北平图书馆”保管。

文汇阁续钞三部之一。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陷扬州，完全被毁。

文宗阁续钞三部之一。道光二十一年（1841），战争，遭英军毁损一部分；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陷镇江，完全被烧毁了。

文澜阁续钞三部之一。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陷杭州，建筑物倒了，书也散失。当时藏书家丁甲、丁丙兄弟，冒险收了八千一百四十册。光绪六年（1880），重建文澜阁，丁氏弟兄送还阁中，以后续收补钞，大体复原了。抗战时曾运到四川，现在已不知其下落。

《文澜阁四库全书》（局部）

《四库荟要》，是在《四库全书》中，择其重要的，选出四百七十三种，钞成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分成二千零一函，共缮两部，一部存在御花园里的摛藻堂，一部存在圆明园的味腴书室，便于皇帝随时取阅的。这两部书，比《四库全书》缮写得工整，书匣使用木料及制作，都比《四库全书》讲究。圆明园的一部，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现在仅存摛藻堂这一部，有很好的木柜贮存在那里，也没有集中的必要了。

除了上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与摛藻堂的《四库荟要》之外，在文渊阁及乾清宫所存的《图书集成》各一部，也是同样情形，没有被集中到寿安宫的库房里去。

文献馆保管之物，以档案为大宗，他们和图书馆一样，把档案集中到南三所的库房去，便可以自由地整理编目，不受“出组”规定的限制。

文物审查工作在故宫博物院是非常重要的事

现在，我们该谈文物的审查工作了。

文物审查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已经说过，点查之时，担任“查报物品”职务的人，唱报名称的根据，是物品上原签，例如书画，外面的签上，都注有品名；或是宫里太监在器物上贴的小黄签，写有器名，万一这两项根据都没有，只有由他诌出一个名字来，如果他有一些古物常识，会诌得不离谱，如果他一点常识也没有，他报的名称，那真是不可想象，像什么古铜痰盂（尊）之类的都出来了。以上这三种情形，除了物品上的原签，大致不差外，其余的都有审查之必要，太监们的原签，也是靠不住的。

审查名称之外，还要鉴定真伪。有人说：“宫里的东西会有假的？”宫里的东西有假的，而且不少。这些假货是哪里来的呢？其来源可能是下列几条路子：

一、 大臣的蒙蔽

从前专制时代，皇上的万寿，大臣们都要送些寿礼，他们的师爷，便要早早地就张罗起来，希望得到一些真而精的东西，呈奉进去，博得皇帝欢心。不过，他们有一件事是放心的，皇帝根本不懂古董，把一张黑糊糊的山水画，填上宋人甚至唐人的款，装潢得好一些，给太监们送一些红包，便万事妥当了。宫里面怎会没有赝品？不过，这位师爷若是生不逢辰，正好是乾隆皇帝御极之时，那便要小心一点，否则主人在皇帝面前碰了钉子，自己的饭碗，也会发生问题，因为乾隆皇帝多少是懂得一些古董的。我曾看过一个奏折，是一位外放的大臣，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来几幅宋朝人米芾的字，他以为这是“宋四家”之一的字，应该是宝贝，缮折进呈，结果，皇帝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四个大字：“假的不要”。碰了一鼻子灰。清代十个皇帝，有几个懂古物的？假货怎能不充斥内府？

康熙时，有一位著名的大臣高士奇，也是一位收藏家，在他的著作《江村书画目》里，把自己的画，分做九类，其中一类是叫作“永存珍秘”，注明是真品而值昂的，自己保存，从不示人。有所谓“进”的，用以进呈；有所谓“送”的，用来做馈送之需，都注明“赝迹且值极廉”。高士奇本是一位画士，康熙南巡，欣赏他的作品，把他带回京来，官运亨通，位至列卿，精于鉴赏，又深得康熙的知遇，他还拿赝迹进呈，其他的人，那些根本不知什么叫真，什么叫伪的，怎会不以伪品充贡呢？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清代官员、史学家。

二、太监的抵换以后，太监的盗换，已然是毫无顾忌的事，中正殿之失火，也就是盗换太多，一火了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见有内务府报告失火情形及修理火场价单各一纸如下：

谨查五月十三日（即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德日新失慎，延及延春阁、静怡轩、广生楼、中正殿、香云亭六处，经臣等会同王怀庆、薛之珩、聂宪藩等，督饬消防队当场救护，遂即会商清理人底办法。……现在清理完竣，所有检拾熔化佛像经板铜锡等项，共五百零八包；金色铜片及残伤玉器等项共四十三箱。复经臣等前往详勘，恭查残缺佛像，亟应量加修饰，敬谨供奉，焚毁经板情形较轻者，拟交中正殿尊藏保管，其熔毁铜锡玉器等件，择其完整者四十九件，交进；其余残缺不齐者，交由中正殿司员，妥为收存。谨此奉闻。

事实上，焚毁不止六处，除报告中所列六处外，还有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积翠亭、玉壶冰等处。所毁房屋以多报少，则火后烬余，也必定以多报少了，蒙蔽恶习，已成习惯。关于此事，慎言著《故都秘录》里，所记载的是当年溥仪相信英国教师某人之言（按当是庄士敦），想要大肆点查古物，宫监盗卖已久，惧罪纵火所致，其说颇可信。惧罪能出以纵火一途，所盗卖之多，可以见了。盗卖之外，兼以盗换，宫中怎会没有赝品？

基于上述原因，审查委员的聘请，是相当重要了，各按照所保管的文物性质，分别聘请专家。

古物馆所聘请的委员，有：

丁佛言 关冕钧 郭葆昌 容庚 廉南湖 福开森

王禔 邓以蛰 朱文钧 吴瀛 陈汉第 沈尹默

俞家骥 柯昌泗 溥侗

图书馆的专门委员，是：

卢弼 陶湘 洪有丰 刘国钧 朱希祖 朱师辙

傅增湘 陈垣 张允亮 俞家骥 赵万里

文献馆的专门委员，是:

陈垣 孟森 胡鸣盛 马裕藻 汪申 朱启钤

傅斯年 顾颉刚 罗家伦 梁思成 陈寅恪 钱玄同

朱希祖 徐炳昶 吴承仕 周明泰 齐宗康 蒋廷黻

吴廷燮 姚士鳌 鲍奉宽 郑颖孙

审查的情形，图书馆、文献馆方面，可能是专门委员随时到院，在各库房中做指导的工作，因为我个人不在这两馆工作，而来台职员中，除了已故的梁廷炜先生是在图书馆工作外，没有其他的人来台，不知其详。这里只把古物馆方面的情形，简述一些。

古物馆保存古物，品类不少，成立了审查委员会的，只有铜器、瓷器、书画三项。

铜器的审查会是由副馆长马衡先生主持，他是北大教授，讲金石学，容庚、唐兰都是他的学生，他把容庚先生约来同做审查工作，院里职员，由吴玉璋先生经管其事，这一组因为文物量数比较少，人员配备整齐，很快便把全数审査完毕。

瓷器的审查工作，由郭葆昌委员主持，时常来参加工作的委员是福开森先生。郭先生的研究瓷器颇有声望，把故宫的瓷器找出一个系统来，是他的功绩，虽然现在有人批评他有一些错误。他曾替袁世凯到景德镇烧过一窑洪宪瓷，他曾与工人一同工作，亲自入窑查看，所以他对瓷器的了解，比别人要深刻一些。院里职员，由李鸿庆先生经管其事。瓷器的数量太多了，完全审查完毕，不是一时办得了的。

《秋山图》。巨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画的审查工作，参加委员比较多，关冕钧、郭葆昌、廉南湖、福开森、邓以蛰、朱文钧、吴瀛等委员，都是常常到的。审查的手续，是在审查之日，由院中经办其事的朱家济、牛德明等先生，先把准备审查的画挂好，手卷、册页，放在桌上。委员来后，自己先看一遍，等委员到得多了，大家一齐走近一画，共同研究，把决定的意见，由朱家济先生登记在簿子上，然后再去看第二张。这个办法，产生了一个毛病出来，有一个人先开口说出了“真”，别人也就不好再说“假”，大家本是为了来看看画，谁还和人去争执，就这样定了案，朱家济先生本是家学渊源，对于古画颇多经验，每次审查结束，他总不免生一阵气。

传拓和刊印都是文物流传的主要方式

现在，我们谈文物流传。

文化的宣传，流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故宫博物院的流传工作有二：一是传拓，一是刊印。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到照相影印之前，对于铜器的形制、铭文，流传方法，只有传拓。著名的散盘，外间难得拓本，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便有人出高价想得一张铭文拓片，后来只好由院中传拓，公开发售，每张要卖到五十元，买的人仍是很多。现在，各部门都在发展起来，传拓工作，也扩充到嘉量、宗周钟、曾伯琦壶、颂鼎、大鼎等。这时珂罗版的印刷已普遍了，就钤拓一张之后，把它们影印出来，像散盘、嘉量、宗周钟等，还有与器形原大的印本，每份只售六角。拓片的生意渐渐不成了。

故宫所藏印章，也是不少，一部《金薤留珍》，就有一千多方，以前曾经钤拓过二十四部，费时费事不少，现在把原来钤拓本影印起来。又有毓庆宫藏汉铜印、避暑山庄藏汉铜印，也都钤拓一份，再根据拓本影印出来。

刊印方面，自己设立了照相室，自己设立了印刷所，非常方便，当时出版刊物，定期性的，有：

故宫月刊是古物方面综合性的定期刊物，每月一册，以法书、名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也加入一些雕刻、文具、漆器、珐琅之属。

故宫周刊性质同上，每周出版一次，大小与一般画报相仿，是用四开铜版纸，两面精印，内容比月刊广泛，凡是本院文物，无论古物、图书、文献，以及宫廷建筑等，各方面的材料都有。

故宫书画集仅印法书与名画，不掺杂其他文物，原则上也是每月一册。

史料旬刊每旬出版一次，专载各项档案中的重要史料。其属于专刊性质的，种类更多，法书方面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褚遂良倪宽赞、陆柬之文赋、颜鲁公祭侄文稿、唐明皇鹡鸰颂、唐人月仪帖等；名画方面，如卢鸿草堂十志图、刁光胤写生花卉、赵干江行初雪、李公麟白描免胄图等；图书方面，有各种书目、射阳先生存稿、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文献方面，有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等。

《快雪时晴帖》。王羲之。

其他如各种明信片、书画单页、日历、贺年片等，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

现在谈参观地点的扩充。

故宫博物院在院外所属地点，也开放参观了几处：

一、 太庙

太庙是明清两代供奉列圣功臣的地方，列为大祀。凡是登极、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袝庙、郊祀、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宫、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都要祭告，殿外松柏林立，许多白鹤栖息在这树林之内，故宫博物院把太庙辟成公园，白鹤栖息的松林，用铁丝圈起来，不要游人扰乱它们的生活。

二、景山

景山在神武门的对面，一座土山，上面有五个亭子，正面一个，两旁各有二个，排列得很整齐。这里在元时，为“御苑”，又叫“后苑”，范围比现在为大。《顺天府志》卷三引《析津志》的话，说：

厚载门，禁中之苑囿也。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种花木，自有熟地八顷；八顷内有小殿五所。元代诸帝，尝执耒耜以耕，拟于籍田也。

明代才有景山，是把凿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堆积而成。元时宫城，并没有护城河。有人说这不是一座土山，里面藏有煤，所以叫“煤山”，这是不可靠的。明时虽有景山，山上无亭，山后却有寿皇殿、观德殿，位置在山后偏东之处，不是现在的寿皇殿。

清乾隆十四年（1749），改建寿皇殿于景山中峰之北；乾隆十五年，又在景山上左右五峰之顶，各建一个亭子，当中一个名万春亭，左边两个，是观妙、周赏；右边两个是辑芳、富览。山上遍植松柏，翠色参天。山下有倚望楼，山的东麓，有一株古槐，明思宗殉国时，就缢死在这株树上，故宫博物院在这里树碑一座，上书“明思宗殉国处”。

景山常常被作驻兵之所，张勋复辟之时，在山巅架炮与崇文门驻守的段军互相射击。冯玉祥军队在北平时，时有警报，为安抚人心，也曾在景山架高射炮，冯军去后，高射炮并未携走，我们好奇，上山看看高射炮是什么样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车轮，架着一个竹筒，上面覆以油布而已。

景山也开放参观了，参观故宫完毕，有许多人都到这里浏览一番，九九登高之日，来的人更多了。

三、神武门楼

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外廷三大殿已与内廷隔开，成立了古物陈列所，神武门变成故宫博物院的大门。这里陈列了一些鸾驾仪仗，也开放参观了。

与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存之无用

现在谈到修缮工程。

宫中建筑，本来非常牢固，有些看着破旧的，是年久失修之故。故宫博物院想把内东路各宫殿，一律辟成古物馆的专门陈列室，便大事修缮。所谓东六宫的，是：钟粹宫、景仁宫、承乾宫、景阳宫、永和宫、延禧宫。延禧宫因为破坏不堪，在这里修建一个新式的库房之外，其余五宫及斋宫，都加以修缮，辟为专门陈列室，前面已经说过。内西路的咸福宫也经修理，辟为乾隆御赏物陈列室。

另外比较大的工程，是景山上五个亭子的修缮及神武门前马路的改道。景山上的五个亭子，高耸在山上，破旧不堪，太不雅观，一律加以油漆彩绘，远远望去，好看多了。神武门前的路，本是北平东西城交通要道之一，路面既窄，又是土路，两面汽车对开，仅能勉强通过，遇到阴雨，泥泞不堪。自从故宫博物院开放参观以后，常常拥塞不通。故宫博物院与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合作，在景山的北上门，与万岁山门之间，开辟一东西大道，于是北上门变成了神武门前的又一道门了。原来的路，堵塞不用了。

最后应当提到的事，便是处分物品了。

处分物品的动机，是觉得宫中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存之无用；还有一些东西，存之日久，已将腐毁。不如把它们处分掉，为博物馆筹一笔基金。这个拟议，经理事会通过，并呈经政府核准之后，就开始筹备起来。

处分的物品，是金砂、银锭、茶叶、药品、布匹、衣服等，由理事会主持，秘书、总务两处执行。

故宫博物院旧照。

金砂是由金店里派人来熔成金块，然后与银锭一齐出售，金银有一定行市，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各物，本打算整批标售出去，可是没有人肯大批买去，因为大部是腐坏不堪用的。例如茶叶，七间大殿里堆得满满的，其中除了少数的普洱茶、茶膏，还可用外，其余的完全无用了。不得不采零售办法。记得出售不久，我也用了三元买回一箱碧螺春茶叶回去，回到家中，父亲一看便说这茶叶已无用了，告诉我不要再买，后来我看到同事及外面的人，每次都买几箱回去，我心里想，这些傻瓜，花钱买废物。再一打听，他们买了回去，把茶叶往垃圾箱一倒，拿着空锡筒到打磨厂去卖，每个可赚一二元，因为这锡罐都是上好的锡，赚了钱还得一个小木箱，真是何乐而不为。原来我才是傻瓜呢！

绸缎的销路不坏，买过的人，不少是上当了，因为绸缎放日久了，已不牢固。记得有一次，由库里提出一批牙白色的料子，是丝织品而较厚，有人看出，用它做西服裤子最合适，传说出去，总务、秘书两处的人争着抢购，半天时间，已经抢光，三馆人员，得到消息，已来不及了，大家不免有怨言，谁让自己不是近水楼台呢？但是，他们花了手工钱，做成之后，穿了不到一个星期，裤脚下便都破了。衣服的情形，也是如此。

药品根本不多，也被近水楼台购完，有一位同事深以未买到宫中的“万应锭”为憾，另外一个人安慰他说：“希望老天爷保佑您不生病，比存药好的多呢!”

本文节选自《故宫五十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丨那志良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王心

钱塘江·名家走笔丨丁丙这个人 你应该知道

浙江新闻客户端

丁丙、丁申、丁仁的名字现在不太为人所知，但杭州丁氏家族确是晚清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其中尤以丁丙成就最高，领风骚一时。

他是近代杭州或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者或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所创办的当时浙江最大的棉纺织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最大的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丝厂等开一代行商风气。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中，丁丙成功推动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企业家。

他还是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和出版家之一。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铁琴铜剑楼、湖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太平天国战争中丁丙、丁申弟兄及时抢救并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见功卓著，受到清廷嘉奖。

丁丙最为系统地出版杭州地方文献，如《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其中《武林掌故丛编》26集190种200余册，乃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使杭州成为中国保存地方文献最完整的城市。现今研究杭州历史所用的文献主要赖有这套丛书。丁丙还编著有《武林坊巷志》《杭郡诗三辑》《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巨著。古代最后一部并且是最系统的《杭州府志》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

丁丙也是中国最早萌生公共图书意识的人物。他不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他创建的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倍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嘉惠堂（八千卷楼）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有作为的慈善家之一，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慈善大家相比乃至有所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在没有人愿为的情况下，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并在此后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事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全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主体架构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下辖27个机构，涵盖杭州的所有民政事务。

普济堂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构。清节堂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收养70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栖流所收容患病旅客。杭州自来多火灾，恤灾所负责安置灾民。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而向无法收容的老人发放粮食的机构。同善堂下辖10个机构，分别是制作并对贫穷之丧家者施舍棺木的施材局、对倒毙街头的无名尸体进行掩埋的掩埋局、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诊疗的施医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牛痘局、申请验尸的报验局、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抚养的妇女进行援助的穗遗集、对溺水遇难者进行施救的救生船、对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的借钱局、收集写过字的纸张的惜字会，以及对贫穷无依少年施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的正蒙义塾。它们的功能已经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当时施医局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每年为1000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体3000多具。同善堂还广泛涉及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事务。三堂而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亲力亲为的成果。如重修拱宸桥、庆春桥、宝善桥、断桥，新建德胜桥、横河桥、普济桥、坝子桥、朱桥、万安桥、转塘、海昌堤坝、上塘河堤坝、奉口斗门，疏浚西湖、大运河、西溪河、沿山河、临平湖、南湖、北湖，开浚东河、驻防旗营河道，重修湖心亭，修复湖墅水龙（消防栓）等。

丁丙又组织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3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文书院、书院和诂经精舍4所书院。因敷文书院地处万松岭僻地，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庐。还开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子弟入学。又重修贡院考棚。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

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每年的总支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夫马进认为，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市长”不领薪，而且他领导的“市政府”完全依靠民力运作。巨大的资金缺口由“市长”赔补。长期担任善举总董的丁丙不仅心力交瘁，而且经济损失巨大。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带有徭役性质”，并将善举总董称为“徭役编审”。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次年春天，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夫马进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史料集——《乐善录》。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最完整的经典文献，标志着中国慈善学的诞生。

丁丙主要生活于清同治朝和光绪朝前期。当时虽然有了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但还没有条件发展综合性商会，但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早期发展的一个特例，杭州善举联合体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至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整合力，超越于组织局限而成为城市自治或城市治理的主体，在太平天国战争劫难后主导了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丁丙一生积财积书无数，最终都化成大善。俞樾贺丁丙六十寿联云：“十万卷收有用图书，四部补完天府册；三千善积无边功德，百年修到地行仙。”孙树礼《善本书室记》谓：“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今松生年丈（丁丙）为进一解曰：积书十一，积善十九。则其所锱累寸积者，岂特善本书二千余种哉？”又丁丙临终口占诗云：“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丁丙的伟大人格和道德情志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

丁丙对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先觉性开拓在中国具有领先意义，其广大之善举事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可比价值和地位，是当代价值观教育的优秀案例，构成杭州的唯一性品牌和“善城杭州”的历史基础。但目前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应的宣传都很不够。

10多年前我着手《西溪文献集成》整理点校时关注到丁氏家族，深深为之打动。随后整理出版了600多万字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首次对丁氏人物的著述（不包括编纂部分）和家世资料进行最为全面的收集整理，以期为这一经典家族案例的研究提供基本支持。

丁丙在世时修复了杭州大部分损毁的纪念设施，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童墓、孙惟信墓等，并为有功于浙江的督抚大臣左宗棠、蒋益澧等建了一批生祠，而后来纪念丁氏家族的设施却一直未建，相关的纪念活动也很少，使这一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为人忽视。

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执念，要建丁丙纪念馆。2020年10月1日，在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丁丙纪念馆在丁丙葬地建成开放。最近我与闲林街道以及丁丙纪念馆的管理单位德润基金会商议，谋划将闲林建设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慈善小镇”，我还建议创办杭州世界慈善文化博物馆，该项目被列为杭州市民政局2019年度重点工作。期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件事。

（作者为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